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各地稳增长的序幕也随之拉开。宁波、南京、长沙等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预计未来五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左右，而有消息称，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拟8月份公布。

    种种迹象表明，投资，这驾过于庞大的马车，依旧在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新一轮宏大的投资计划能否力挽狂澜？它是不是地方政府压抑已久的投资冲动的再次井喷？

    地方政府大刀阔斧

    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打响了全国刺激经济政策的第一枪——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六个方面。

    当时，市场就纷纷猜测，宁波的稳增长措施很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各地可能会考虑自身财政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推出相应的举措。

    果不其然，7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发布《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

    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以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活潜在市场需求。据介绍，总投资3748亿元的“四十”重大项目包括“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和“十大产业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

    贵州也不甘落后。据了解，《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将于8月份公布，从各地上报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地方版“四万亿”？

    对于地方政府的大刀阔斧，市场人士纷纷担心此轮投资会成为地方版的“四万亿”。经济学家郎咸平就在其微博上评论称：“这情况就好比给病入膏肓的病人猛打强心针,最终会在短暂兴奋后,陷入更深危机,这些乱投资又得老百姓买单。”

    经济学家马光远也强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幕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人。

    不过，在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教授宋颂兴看来，此前的“四万亿”投资确实遗留了很多问题，对于投资的态度并不能“因噎废食”。他认为，长远来讲，消费是主力，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大规模拉动消费不现实，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为了稳增长，有效的投资是目前较好的选择。

    宋颂兴认为，此次的地方政策都结合了自身特点。中西部地区由于消费能力有限，更侧重于用投资拉动，同时结合了自身的特点，比如贵州投资主要用于旅游项目。而东部地区的方向则主要为调整产业结构、保民生、促销费。

    “这一次和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不同。‘4万亿’是由中央政府审批项目、制定计划，地方政府去落实。而这次中央选择放权，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和落实具体计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不过，孙立坚强调，从效率角度讲，此轮刺激政策与当初4万亿政策相比有所进步，但鉴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上的问题，这样的刺激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后遗症。“最好，政府还是应减少干预，以引导为主，给企业减税，扶持公平竞争环境，那样，才会有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活力。”

    资金从何来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再加上土地收入的锐减，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下滑，尤其是东部地区，不少城市财政收入呈锐减态势。

    于是另一个疑问是，在财政困局之下，规模如此宏大的投资，地方政府的资金从何来？

    以长沙为例，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号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

    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地方政府的资金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方面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地方债形式。

    但孙立坚认为，如果以地方债和向银行借贷的方式融资，后遗症还是会很大。“政府利用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来带动经济发展，这会是解决资金来源以及带动经济良好发展的方式。”

    宋颂兴则表示，国内根本不缺资本，关键是货币配置有问题，如何引导资本投向应该投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