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硬币总有它的两面。

　　必须承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的干部有使不完的劲头，我们的行政有相当高的效率，但在环保实施力度和资源使用效率上，我们的表现就要远逊一筹了。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近年来所有下降，但仍为日本的7倍左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两倍。2011年，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绿卡”、“挂牌”、“进厂审签”、“预约执法”等土政策风行，环保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监督执法受到阻挠。近年来曝出的血铅超标、违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业扛着“挂牌保护”金字招牌种下的恶果。

　　不充分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就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存在。这是中国的困境，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尴尬。

　　就像每个月挣100块钱的人如果要靠10块一斤的有机大米养活，其结果必然是饥饿，环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与矛盾，也成为许多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寅吃卯粮甚至饮鸩止渴的现实背景。

　　精心调适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两者间精细的平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对人类智慧和伦理的双重挑战。这样的挑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不会消失。随着经济版图变迁和社会转型，在局部地方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

　　(五)今天的中国，就处在生态环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

　　从1997年开始，环境污染纠纷直线上升，每年递增25%，到2002年已超过50万起，环境维权成为社会热点。2005年以来，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到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项目，再到最近的广东江门核燃料风波，环境公共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对抗方式也更加激进。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保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落后的发展理念。

　　事实上，从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准伐木、夏天禁止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的禁令。在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引爆的古代，对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是饥荒，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守住底线。到了当代，这样的观念被“GDP至上”的政绩指挥棒所取代。这种理念延续了“超英赶美”的传统，又有着近几十年“发展主义”思想作依托，一时之间很难扭转。

　　在很长时间里，地方干部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其中心内容是“经济锦标赛”，经济业绩成为考核任用干部最简便易行的标尺。迅速改变一地之面貌、实现民生之发展，变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争朝夕的现代化，让很多人有一种停不下来的冲动。与此同时，受制于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局限，环境问题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这样的背景之下，环保部门的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

　　法律授予环保部门的是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但是在基层，这些职能有时会被各类土政策阻挡，有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的长官意志扼杀。权力一旦可以绕过法律，决策也就可以抛开程序。很多大型项目上马时，不透明的环境评价过程，不充分的公共决策参与，其实质往往是为了让项目顺利过关。可一旦遭遇公众的抵制，这些工程无论环境影响如何，通常都会迅速下马，形成“一闹就停”的示范效应，让一些并不理性的邻避运动得到不应有的鼓励，也让一些本属必要的项目中途夭折。

　　权与法的冲突，理性与欲望的龃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较量，剪不断，理还乱，成为环境改善的羁绊。对此，环境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实质上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