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克难”背后的思考：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成就和变化举世瞩目，矛盾和困难极具挑战性。
国际金融危机将新生的光伏产业送入严冬，“市场没有了，市长不见了，唯一能见到的是银行催债的。”胡福林感觉这一切变化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作为温州民营企业的标杆性人物，面对突然而至的资金链断裂，被懊恼、自责、无奈折磨了一夜之后，胡福林选择关掉手机、出国。
这一走，网上关于“眼镜大王‘跑路’”的新闻铺天盖地。“其实，当时只是想尽快离开这烦恼之地，顺便到国外筹资。”胡福林说。
几年前，光伏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将其当作支柱产业一哄而上，温州也被批准建立国家级激光与光电产业集群核心园区。
胡福林回忆：“当初，我出去考察投资环境，不少地方市长亲自接待要给我‘零地价’、迁厂补贴等优惠政策，银行也是一拨拨主动上门推贷，头脑一热，就投入6亿元。原本想进入电力行业，没想到我们民营企业还是进不去。”
胡福林的经历折射出现阶段改革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垄断行业门槛过高、政府定位不清、民营企业融资难……
这些问题，常常被喻为改革“难啃的骨头”，被看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
理性看待难题，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不能逾越发展阶段。
——一些难题的产生，正是因为改革还不到位、不彻底。
天刚破晓，北京儿童医院门前就有人排队等待挂号。不一会儿工夫，弯弯曲曲的队伍排到了300米开外。一旁做早点的师傅告诉记者，这一幕差不多天天上演，不少从外地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为求一号，夜里干脆就睡在医院的走廊或地下车库。
“我的孩子不过是小感冒，去了两家社区卫生服务站，都说发烧病例看不了，只能来这里。”北京的陈女士怀抱三岁的女儿无奈地说。
医疗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社区门可罗雀”的现状。显然，要真正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的目标，改革的路还很长。
——一些难题的存在，是因为政府转型尚未完成。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不少行政审批项目被减了下来；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任重道远，一些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行政许可法为例，一些部门不叫“审批制”了，改成“核准制”，其实本质没变。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关系不理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势必阻力重重。
——一些难题的出现，是因为发展理念的偏差。
“有些人乐于强化发展而淡化改革，因为发展很风光而改革往往要冒风险；但是，没有改革，哪来发展？”高尚全说，发展经济变成“招商至上”、城市化变成“楼市化”、谋求“土地财政”公然挑战楼市调控政策……这都是扭曲的发展观。
改革与发展的互动，常常以多维方式呈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矛盾新问题必然层出不穷，改革任务也就愈加艰巨：
大学生就业仍旧困难，而“用工荒”年复一年地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2011年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国内实体经济举步维艰，但银行业利润普遍增长20%以上；
“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整政策实施两年，某些一线城市仍然屡屡出现新“地王”。
……
这些看似矛盾的事实，都指向一个命题：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理性面对难题，盲目轻视不可取，消极畏难更不行。
我们必须看到：这些难题的产生有其客观性、阶段性和必然性。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变。
“我们创造了多少成就，就要准备承受多少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表示，西方在几百年中，才解决了七亿人口的现代化；中国要用几十年化解西方几百年遇到的难题，必然是传统的痼疾、时代的痛楚叠加交织的过程。
我们必须清楚：在科学发展新阶段，改革难题始终绕不开躲不过，迎难而上是唯一的选择。
昔日辉煌并不代表未来成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目前面临改革与危机赛跑的严峻局面，改革可能有“副产品”，但不改革的风险更大。改革不只是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我们必须坚信：只要踏踏实实践行科学发展观，难题必将逐一破解。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改革，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题中之意。踏踏实实践行科学发展观，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前提。
对于改革遇到的难题，各方众说纷纭。有争论，甚至也有质疑。“有争议甚至质疑并非坏事，问题一旦被正视并形成共识，就会变成催生变革的强大动力。”高尚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