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悍匪周克华被重庆警方击毙。自2004年以来的长达8年时间里，他在苏湘渝多地，持枪作案10起，打死10人，打伤6人。周绝对称得上“死有余辜”。
然而，舆论空间里却有一些“怪怪”的言论：先是不厚道地调侃警察的“低效”，之后，又添油加醋，甚至无端编造故事：小时候成绩好讲义气，大了因超载被警察扣车，警察收缴他私藏的猎枪，他激愤鸣枪。劳改之后变为悍匪，从此开始疯狂报复社会……周俨然成了“受害者”，其罪行也是那么顺理成章。更有甚者，有人还给周匪涂上一层“均贫富”的梁山好汉的油彩。
他是哪门子的好汉！他持枪抢劫，完全就是出于一己私利，劫财害命，手段凶残，根据公安部门的信息显示，六成的作案都是一枪击中头部，背负多条人命，而受害者都是你我这样普通的守法公民。不仅如此，周劣迹斑斑：16岁时因调戏妇女被治安拘留14天；1991年盗窃猎枪；1993年，持盗窃的猎枪至湖北，被劳教2年；2005年，因非法持有手枪，被昆明铁路法院判刑3年。2008年出狱之后，继续持枪抢劫。
他根本不是在劳教之后发生了“人生转向”，他成年之后，不是在坐牢，就是在违法犯罪，哪里有一丝的“本性善良”？他的抢劫杀人，哪里有一丝“劫富济贫”？至于他因非法持枪被剥夺自由，也是咎由自取。
近些年，总有人为凶残的犯罪涂上“浪漫色彩”，以浇胸中块垒。2004年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4个同学，但被生生演义成了：富二代同学看不起农村穷学生马加爵，他备受欺凌，奋起反抗……把恶意杀人事件归结为贫穷和歧视，以符合某种“想象的正义”。其实，被马杀害的同学也都是寒门子弟；退一步说，即使同学家庭富裕、有过侮辱马的行为，也绝对不是马加爵疯狂杀人的借口。
另一个悍匪白宝山，在1990年代曾杀害军警和群众15人，却也被人演义成：“含冤”入狱报复社会。所谓“冤情”无非是白因为偷玉米被定了抢劫罪；其实他在偷窃后，用木棍将失主打成颅骨骨折，定抢劫属罪刑相当。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漫说白宝山、周克华被判刑算不上“冤案”，即便遭遇不公正，他们疯狂杀人难道值得同情、理解吗？
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公平的问题日益突出；但是，渲染冲突、宣扬仇恨，绝非社会之福。个体对社会公正的期待，也绝不能寄托在反社会的犯罪行为上；这种错误的思维，只会助长社会戾气。
周克华死了，有必要找出病灶，反思其凶残作案的深层原因所在，以便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特别是社区矫正、释放人员再就业等方面，应吸取周案的教训。大而言之，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缩小城乡、地域差距，让弱势群体感到有尊严，让寒门子弟有畅通的上升渠道，这些既有助于消灭犯罪，也有助于培育正常的社会氛围。
但反思社会环境，应与谴责凶手并重，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我们的社会还不完美，但不是什么都能怪罪到制度问题上的。消除社会戾气，才能形成改革共识，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推动社会进步。
早报评论员 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