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

　　三位居民的户口迁移意愿

　　“我转出去后，马上拆迁，就倒大霉了”

　　25岁的王双双户口一直在农村，她说不会迁出户口

　　25岁的王双双从出生到现在，户口一直都在湘潭市的农村。

　　“转来转去比较麻烦，而且我是在本省读书，农村户口还有一定优势，所以不想转。”王双双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将户口转移到城市里去。

　　王双双认为，农村户口有优势，“我现在也能享受医保和社保，城市户口居民虽然有社保，但工作不稳定。即使在城里有固定工作，还是不想转。转户籍麻烦。”

　　按照相关法律，农村房屋遭到拆迁，户主将获得一定数额的拆迁补偿款。在村里，王双双听说了“拆迁的传言”，“如果我转出去后马上拆迁，就倒大霉了。”

　　“城里人以前说‘你是乡里别’，现在农村人会说‘我是乡里的又怎样，我们乡里还好些’。”王双双说。

　　《意见》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户的用益物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利。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三次户口迁移，都是被学习、工作所迫”

　　30岁王小静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她说想迁回户口

　　30岁的长沙市民王小静已经历过三次户口迁移，因为工作变动，可能面临着第四次户口迁移。

　　“那时候考大学，必须转户口，要转到大学去。”王小静说，这是她第一次动户口，从爸爸的户口本上撤下自己名字的那一页，户口落到了她的大学。

　　“毕业后，我想落到我爸爸的户口上，但没有成功。”王小静回忆，她和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全部“被迫”从农村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落到湖南湘潭的一个集体户口上。“户口本上显示‘××镇新街1号居民’。户口迁移后，我找过这个地址，有新街，根本就找不到1号的门牌”，王小静在户籍上感到了“漂泊感”。

　　第三次户口迁移，王小静也是被迫的。为了孩子读书，王小静随丈夫房产证地址，将自己的户口迁移到了长沙市天心区。

　　眼下，又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全家都将去浙江工作生活，“孩子也将到那边读书，我可能还要将户口转到那边去”。

　　“如果有得选，我肯定还是想回到我爸爸的户口上去，我觉得自己就是那里出生、长大的，我希望户口本上的地址和内心的归属地址是一致的。”

　　王小静觉得她是被政策逼迫着迁移户口的，现在，户口上的自己既不被家乡接受，又没被城市真正接受。

　　“在农村有田有山有宅基地，有补助、社保”

　　31岁的肖田力上大学时户口迁出，毕业后迁回农村

　　31岁的肖田力是长沙县人，上大学前，她的户口是农村户口，毕业后，她想办法将户籍转回到农村。

　　“从没想过转到城里。我在农村有田有山有宅基地，还有补助、社保。我要想去长沙市里买房，一样可以。”她说。她表示，乡里的地，她可以种果树、种菜，退休后，还可以在乡里建房，她不会再把户口转到城里去了。记者谭旭燕

　　观点

　　很多农民认为土地比城镇户口更重要

　　“人们愿不愿意进城，能不能进城，主要应由市场调节，光靠行政手段效果很难见效。”7月30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过去很多人千方百计想成为城里人，甚至花钱买一个城镇户口，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市民能享受到很多农村居民享受不到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比如子女入学、社保等。而进城务工人员，则很难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也无法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买房受到限制，子女无法入学、高考，公园无法办卡等。这使他们没有归属感，而且心理落差变大，容易出现消极情绪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现在，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很多农民认为土地比城镇户口更重要，特别是一些城郊的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很快，反而在城镇要面临更激烈的社会竞争，物价又高，“城镇户口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减退”。

　　周天勇认为，户籍只是一张皮，关键是依附其上的公共产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