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

　　简政放权

　　社会组织阻碍放权

　　“中央简政放权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上存在一些落实不到位、变相保留的问题。”、“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上落实不到位、变相保留！”

　　两会前，国务院一系列简政放权的举措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在京参加两会的部分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一方面表示强烈支持，另一方面也谈到了目前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过程中遇到的“肠梗阻”问题。

　　一些社会组织阻碍放权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说，“一个突出问题是，挂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各类公司、行业协会、商会、中介等社会组织阻碍了简政放权的有效实施。”

　　陈代富说，这些社会组织，介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的对市场内各类活动主体的行为进行权威性认定，从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调、联系、评优等活动，有的进行有偿的服务、咨询，“比如企业要上马一个项目，让你出具各种各样的资质，说白了这些资质就需要花钱从它那里办。”

　　“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这些挂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极有可能接过政府部门下放了的权力，使得简政放权的效果大打折扣。”陈代富说，希望能将这些机构彻底剥离，使其走向市场，真正给企业松绑。

　　中央放了权县市又抓起

　　对于中央的简政放权，不少身为企业家的人大代表也表示“感觉效果并不明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郴州市高斯贝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潭爱说：“现在来看，放下来的有不少是无关痛痒的项目，含金量不高，而且我担心今天这里放了，明天那里又增了。”

　　刘潭爱说，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不能光看数量，应该尽快对事关经济发展重要方面的审批事项，排除阻力，通过综合改革进行放权推进，“更重要的是防止中央这边放权了，省、市、县又抓在手里不放了，这对于主要集中在各个市、县的企业和老百姓来说，麻烦事依旧少不了。”

　　“政府向市场、社会放权，不仅是少盖几个章那么简单，消除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才是更重要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说。一些人大代表建议，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要与其他行政体制改革的举措结合起来，将政府的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改革阻力会大大减少。

　　2问药品采购

　　一招就没只招不采

　　“基本药物制度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基本药物却消失了，药企不供应了。”、“有厂家将低价药稍改配方，换个名字，改头换面又以新药进入市场，价格可能就翻了好几倍。”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在保证用药质量、控制药价、规范采购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但在竞标过程中，过度强调“最低价”，却引发部分药品“一招就没、只招不采”的现象发生。

　　质好价高药品一招就没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郑奎城说，现行集中招标采购办法是以省为单位，对那些多家生产、能够形成充分竞争的药品，价格能够通过集中招标采购明显下降。

　　“但对独家生产经营、不能形成充分竞争的垄断性产品，则难以通过一省的集中采购明显降低价格。这些企业宁愿放弃一省市场，也不愿意大幅降价而影响其全国的销售价格。”

　　郑奎城代表说，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产品或独家垄断性产品因价格问题，达不到限价门槛而无法参与投标，或中标率低；而一些中小企业为占领市场份额，采取低价中标的策略，结果出现部分质量好、价格高的药品“一招就没”的问题。

　　过分压价利低无法生产

　　另一方面部分药品虽然单价较低，但其疗效不显著，入围后很难被医疗机构和专家认可确标使用，出现“只招不采”的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振江说，在基本药物招标过程中，有些省份实行“最低价独家中标”。但独家中标的企业，一旦对中标省份的供应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中标药品的缺位，这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初衷相违背。“基本药物制度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基本药物却消失了，药企不供应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谢红说，由于政府统一投招标，很多药企为了竞争，把价格压到很低，但是真正中标后，由于利润太低，无法生产，有的就不供应了，但有的却降低成本，出现了一些造假行为，损害了患者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武贤说，基药制度确实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政府采购招标却是“低价者中标”，一味注重价低，缺少质优的考虑，把真正的好药挤了出去。

　　3问高速收费

　　延期背后应查腐败

　　“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用收费偿还贷款、偿还有偿集资款的原则确定，最长不得超过15年”、“法律法规面前没有例外，必须确保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严查高速公路超期收费以及背后隐藏的行政权滥用问题。”

　　今年1月份，山东省政府将15条高速公路的收费期延长。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但各地高速公路超期收费现象屡禁不止，并在两会前持续引发关注。

　　高速超期收费现象普遍

　　事实上，全国许多省市都存在高速公路“超期收费”现象。

　　2005年，北京市审计局向北京市人大代表出具的报告显示，截至2004年12月，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已累计收费17亿多元，偿还贷款等款项后还剩余6亿元左右。但是从1999年开始，京石高速由“政府还贷公路”转变为“经营性收费公路”，按照相关规定，其收费年限便可重新计算，延期到2029年12月底，长达42年。

　　贯穿成渝经济区的交通要道――成渝高速1994年开始收费，最初性质同样是“政府还贷公路”，但和京石高速一样，1999年进行权益转让后，也变为“经营性收费公路”，这条高速理论上也将收费到2029年。

　　部委禁令地方如同儿戏

　　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交通部、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五部委曾联合下发通知：禁止将政府还贷公路违规转让或划转成经营性公路。政府还贷公路违规转为经营性公路后，已提高收费标准或延长收费期限的，要恢复原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限。

　　但时至今日，停止收费的高速公路却屈指可数。

　　应从反腐入手查乱收费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表示，高速公路收费需要给百姓一个明白账，尊重百姓的权益。如果是贷款修路，多少年内能还清？需要百姓交费的，百姓要交多久，都应有个清楚的规划。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说，一些高速公路违规延长收费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严肃查处；同时，对于一些政府还贷高速公路违规转成经营性公路的行为，应从治理腐败的角度入手解决，严查其中是否隐藏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