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工作室里，复制了另一个小规模“卫生院”

　　“你看这支干花，跟了我4年了。”他随手从桌上小瓶里抽出一支暗淡成灰白色的小花，“08年情人节的晚上独自夜行，在我前面的一对小情侣吵架，那个女孩气愤地丢弃了这支花后，哭着跑开了。男孩也扬长而去。我把它拾起来带回了家，就一直插在我的茶桌上。每次搬家我都会小心把它放到玻璃器皿中带着。”

　　他又从盒子里寻出一只干玉米，“这个玉米也有三年了。”整个房间，凋零萎败的物件处处皆是，枯焦的莲蓬，已变成暗紫的勿忘我……“我喜欢旧物。觉得形态、色泽符合我的审美情趣，我就会把他们收纳好，可能源自从小在中药房玩时，那些器皿与干枯的奇形怪状的中药，对我潜意识的影响。”

　　父亲一定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何玲在他的工作室里，复制了另一个小规模的“卫生院”。他从药房买回连名字也叫不上的各种药材(他只对颜色敏感)，然后跟煎药一样，熬出各色汁液，吸进针管，再一点一点注射到画面。“那些光怪陆离的形象，是在强迫式挤压注射器的过程中产生的”。童年的玩具，又被他找到了一种新玩法。虽然如此耗时费力，他却借此进入了一种沉静的自我修炼状态。

　　窗外的铁路线，“它意味着生命力和无限可能性”

　　何玲不是一个能很好区分生活与创作界限的人。在他看来，生活和艺术的边界模糊。

　　每天凌晨3点，他还在画画。窗外的京广线，北上和南下的火车隔一会儿便相对穿梭一趟，窗户玻璃发出有节奏的喀喀声，桌面轻微跳动，铁轨与车轮的撞击，在黑夜里格外清晰。此时的工作室，是他最私密的领地。“创作过程中我不喜欢旁边有人看着我，那会使我羞涩。我始终觉得画画在具体的过程中是个人私事，犹如做爱。以后有条件我会把会客室与工作室区分开来，就像楼下的艺术家蔡东，他的工作室是不会客的。”蔡东的门上永远贴着一张白纸，上书两个黑字：“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