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行为致80%家庭破裂

　　据有关人士透露，在婚姻调查中，由于公司抓奸业务，导致80%的家庭婚姻破裂

　　在4月20日的查处中发现，“湖南速动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还有工商部门年检的标志。经警方确认，该执照也为造假。

　　该公司的宣传资料显示，该公司主要经营婚姻维权调查、寻人寻亲查址、人车行踪调查、商业情报收集、深度背景调查等业务。

　　据有关人士透露，在婚姻调查中，由于公司抓奸业务，导致80%的家庭婚姻破裂，通过第三者调查导致30%-40%的家庭婚姻破裂。

　　据资料显示，公司的主要业务骨干包括，犯罪心理学专家、资深律师以及从事多年大型企业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

　　在公司的墙上，还挂着两面锦旗，分别写着“雷霆出击 结案神速”和“企业商务的卫士 百姓危险的救星”。

　　长沙市公安局网技支队朱燕军介绍，该公司对外宣传的电话号码尾数是“110”，同时拥有与警徽相似的徽章作为标志。这些做法无非是让百姓误以为与公安机关有关联，以此获得信任。

　　朱燕军称，经过调查，该公司与公安部门没有任何关系。

　　工商局里的“内鬼”

　　在“河北工商管理”的QQ群里，有人让他提供一些企业的注册信息，对方通过网上汇款

　　据调查发现，一些工商部门的“内鬼”成为信息泄露的源头。

　　今年4月20日，在其他同事的注视下，刘某被公安机关带走，其涉嫌非法出售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刘某，河北省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2010年开始，刘某接手档案保管和查询工作，经常接待公、检、法查询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在一个名为“河北工商管理”的QQ群里，有人请刘某提供一些企业的注册信息，对方通过网上汇款给他。

　　警方查明，刘某用于接收汇款的银行卡有3张，其出售的是在河北省境内注册的企业信息。在刘某的住处，警方在其笔记本电脑中发现大量企业注册信息。

　　其中的一份价目表，更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负责此案的保定市新市区公安局刑侦大队二中队刘文平介绍，这份价目表详细标注了各类信息的价格，根据获取的难度，分别为5元至20元不等。只要同意报价，刘某就可以查询并提供对方所需信息。

　　接到“订单”后，刘某就会登录工商局内网，查询企业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或QQ软件的文件传输功能，发送这些信息。有些复杂信息，刘某还会到工商局档案室查询、复制。

　　刘某，花5块钱，可以知道企业注册名称、注册号、公司地址、等简单基本信息，要想知道公司的股东情况，需要20元。

　　自2010年以来，刘某靠出售这些信息获利5万余元。

　　专案副指挥长、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廖进荣介绍，被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金融、电信、工商等领域，此次专案涉及的信息内容有近40项。

　　部分地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服务机构中有机会接触公民个人信息的工作人员，是泄露信息的“源头”。

　　廖进荣说，此次专项行动的核心就是打“源头”，“源头”解决了，后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但是最难查的也是源头，他们往往隐藏比较深。

　　据介绍，在这次专项行动中，目前被抓获的38个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有公司企业员工，也有不少像刘某这样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临时工”，也有正式人员。

　　除此，郭刚介绍，一些车主信息都是从保险公司出来，在多数车主信息中，还有相关办理保险工作人员的姓名以及保险费。

　　据调查，多数富豪的数据都是从一些高档私人会所流出，而移动等通讯企业，他们主要通过集团用户属性，提取数据，为此常常能提取到政府官员以及企事业单位。

　　打击侵害信息案之难

　　如果仅是信息被泄露、接到骚扰电话，没有发生现实的危害结果，警方很难立案侦查

　　公安部统计，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余名，挖出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38个，摧毁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平台和“资源大户”161个，打掉从事非法讨债、非法调查等的“非法调查公司”611个。

　　廖进荣说，这次行动重创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他表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还非常严重，严打的高压态势还将继续。

　　同时，公安机关发现惩办此类犯罪的难度。

　　这类犯罪发现难，基本没有被害人报案。警方介绍，如果仅是信息被泄露、接到骚扰电话，没有发生现实的危害结果，警方很难立案侦查。

　　案件进入提取证据、审讯深挖阶段，难题更是接踵而来。

　　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孙春寿在查办一起非法调查案件时，发现嫌疑人进行非法手机定位是通过外地人员来实现的。这些在外地的人员，作为石家庄的公安机关很难查清。

　　廖进荣说，公安部将就这次行动的有关情况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两高沟通，希望发现的问题能引起重视，并最终推动出台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

　　■ 北京行动

　　嫌疑人通过手机对个人定位追踪

　　北京警方查处信息贩卖源头等80余处，刑拘98人

　　在此次集中打击侵害公民信息犯罪行动中，北京警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其中刑事拘留98人，查处信息贩卖源头6处，信息平台4个，调查公司70家。

　　据“2·09”专案北京指挥部负责人介绍，4月20日上午，北京警方兵分80个小组，对此前数月侦查锁定80处信息贩卖源头、平台和调查公司进行现场查处行动。

　　“嫌疑人可能持枪，一会儿注意。”有民警低声提示，抓捕队员持枪，屏息待命。

　　“抓捕时机已成熟，开始行动。”对讲机传来指令。

　　4月20日上午10时，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悦麒大厦8层，民警们迅速冲入一间一居室，“不许动！”

　　犯罪嫌疑人刘某和王某愣在桌前。

　　据调查，刘某等人注册成立的“北京华博天信商务调查公司”网站和个人名片上显示，公司业务包括婚外情调查、债务追讨、私人信息、行踪等调查。

　　信息交易6万一条

　　4月20日上午，刘某、王某在公司被警方控制的同时，公司“二号人物”张某也在位于望京的家中被警方抓获。

　　专案组民警称，华博天信公司的调查业务涉嫌非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调查、讨债等内容。据此前调查，张某可能持有枪支，但警方将其抓获后，并未找到真实枪械。

　　“在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层级中，调查公司可谓暴利，危害性也更为明显。”办案人员称，从上游数百元买来的一条个人或企业信息，调查公司转手后卖至数千上万元，据目前所掌握情况，最高信息交易价格高达6万元一条。

　　电脑存有“捉奸”视频

　　在“华博天信”公司约30平米的房中，警方查处各类定位、偷拍设备，包括纽扣摄像机等。

　　在公司电脑中，存有大量照片、视频。办案民警打开部分内容显示，该公司成员冲入一私人房间，进行“捉奸”，并拍下现场照片和视频。

　　办案民警称，刘某等人通过监控对象的手机，将信号与定位设备连接，进行实时定位追踪。

　　调查公司人员只要拨通电话，小黑匣即可成为窃听器。据称，使用这一设备，即使离被监听者有数公里距离，仍可清楚听到每一句谈话。

　　■ 个案

　　郭美美托调查公司找宝马

　　当天，在华博天信公司，记者发现一份刚签订不久的合同委托书，内容为郭美美委托该公司人员，帮其寻找红色迷你宝马车，酬劳费2万元。

　　这份签订于4月16日的委托书，和附带签订的“寻人寻物咨询合同”显示，郭美美因有人在“没有任何经济纠纷的情况下，擅自开走其牌照为‘京NRG***’的红色宝马迷你车”，遂委托华博天信公司张玉柱等人将车找回。“寻车和索要时若引发冲突和意外，由将车开走者自行承担。”

　　昨日，郭美美称，她的红色迷你宝马确实找不到了，并委托华博天信公司寻找。“这家公司是我在网上搜到的，并不了解底细，他们给我看了一份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证明，说是合法的。”

　　郭美美说，2万元的酬劳费已预付1万元，“我这几天一直联系他们，都找不到。”

　　“车还没找到，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郭美美听闻该公司被查，她称，自己是受害者。

　　华博天信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公司被许可经营的项目并不包括“私家侦探”式的寻人寻物、追踪调查。

　　刑法专家认为，对个人信息立法保护尚有欠缺；个人信息泄露案件“重打不如重管”

　　“公务人员非法出售信息应重罚”

　　对话人物 　储槐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入罪之后，围绕这个犯罪的争论一直不断，公安机关在查处具体案件时，也面临种种难题。

　　4月24日，著名刑事法律专家储槐植、何家弘在公安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这些难题进行解答。

　　信息保护存在“公私”差异

　　新京报：公民个人信息遭泄，跟保护力度不够是否有关系？

　　储槐植：以前对国家、集体的信息和利益保护得多，对个人、私人信息保护少一点。在信息保护上，公和私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文明发展到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要以个人为主，重视个人利益的保护。

　　何家弘：传统上，对上头的、也就是国家的信息保护得更严格一些，查询、复制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往往关注不够，也不排除有些部门管理还是挺严的，比如房产信息，不是想查就可以查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缺位

　　新京报：有嫌疑人认为，个人出售的信息是应该公开的信息，不构成犯罪。

　　储槐植：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但是从国家的立法准备来看，还是有些欠缺。

　　在定罪之前，应当有一个行政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是刑事立法的前位性法律，而我们没有，以至于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现在都没有个明确定义。

　　新京报：刑法规定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是否太轻？

　　储槐植：刑罚轻重，不同国家法律文化，都有不同的标准。到目前，中国更多奉行的是重刑政策。但是犯罪是由很多复杂因素构成的，单纯加重刑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想法，不直接涉及人的生命健康的犯罪，重打不如重管。

　　何家弘：各种信息都可以买卖，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必须要严打。但我认为，严惩不如严查，严查不如严防。

　　打击这类犯罪，关键是打“源头”。怎么严防？就是增加获得信息的难度，如果制度更完善，执行更严格，他得到信息就很难，犯罪成本就更高了。

　　公务人员犯罪处罚应更重

　　新京报：同样是出卖公民个人信息，公务人员出售的，是否处罚应更为严厉？

　　储槐植：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涉及行为的方式，笼统地说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可能有不同的身份，有国家工作人员，也有公司企业人员、事务人员。

　　据此来看，没有明确规定主体不同，处罚会有谁重谁轻。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考虑不同身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有差别，为什么法定刑有个幅度呢？就是给这儿用的。

　　如果公务人员负有保管公民个人信息的职责，有保密的义务，反而监守自盗，非法出售，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涉及渎职犯罪。处罚的时候，重法优于轻法，哪一个重，就适用哪一个。

　　何家弘：我同意，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出卖信息处罚要更重一些。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在量刑上考虑。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