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看似洒脱的倪大妈,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哪怕是出本无关痛痒的书,也收到了不曾预料的指责。在《倪萍画日子》里,她写了在机场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看起来很清贫的儿子,送母亲坐头等舱,“这位母亲手里拖着一个最多值几十块钱的拉杆箱,箱子上绑着两个超市卖花生油赠送的黄绿色编织袋,颜色艳得吓人,背上背着个已经背了至少七八年的双肩学生包,包的侧网兜里放着好几包饭店发的一次性餐巾纸和木筷子。”倪萍看到儿子隔着安检门与母亲话别,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春运经济舱没票了,只剩头等舱了;二是儿子想让母亲坐一回头等舱。倪萍说,那时那景,她被感动了,“眼睛有些模糊了”。
倪萍说:“我们都贫穷过。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已经二十多年了,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一直是处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位置,尽管时时提醒自己‘你就是一般人’,但下意识的东西有时很可怕,慢慢地就往你骨子里钻,钻到最后就长进你生命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