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注重增长阶段转换期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衔接
(一)经济增长逐步从高速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
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从长期看，全球都处在金融危机后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多重周期力量交织，使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经济增长既受宏观政策和短期需求变化的影响，更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近年来，我中心开展了关于中长期经济增长国际经验等课题的研究。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德国等，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增长下台阶的情况，降幅达到30%以上。其中，日本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德国发生在6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或相似。
2011年，我国在人均GDP接近9000国际元。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今后一两年，将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此外，我们分别对全国和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电力、汽车、钢铁等重要工业品产量的峰值进行了测算。上述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十二五”后期，我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将下一个台阶，降幅可能达到30%左右。
近期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很大可能性已经开始。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去年以来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地区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明显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
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轨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GDP增速维持在7%～8%是比较适宜的。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这一速度并不低。
(二)宏观调控要避免两种倾向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至为关键。特别要警惕并努力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试图回到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适应或习惯于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短期内难以接受增速的趋势性下降。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试图通过政策刺激使经济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倾向，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推高通胀和资产价格，形成泡沫经济，引发更大的风险。二是放任经济自行下滑的倾向。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由于原有预期被打破，新的稳定预期尚未形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加。一旦遇到大的冲击，很可能短期内出现增长的大幅下滑或波动。对这种特点认识和重视不够，抱着对经济下滑不用过多担心的态度，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由于经济增长短期过度下滑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长转换期，也是市场主体逐步调整经营模式，市场、制度等风险逐步暴露和修复的过程。短期宏观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趋势性下降中的周期波动问题，既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又要防止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风险和问题骤然集中爆发。从当前的情况看，重点要防止第一种倾向。由于本轮经济回调期较长，在政策逐步放松的过程中，要防止层层加码、过度刺激的风险。
同时，经济运行短期大幅下滑的风险也需要高度警惕。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分别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34%，亏损额增长82.5%。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将大幅度提高，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十行脆弱。因此，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避免将速度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忽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风险之间的转化关系。速度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调整结构，但当增速短期过快下滑时，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风险陡增，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在速度效益型赢利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适当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
还应看到，当前经济增速趋势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因此，短期政策应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
四、“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并举，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当前经济运行呈触底企稳迹象，但国际、国内支撑回升的力量仍然脆弱。宏观调控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并举，切实抓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积极谋划、启动中期改革，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稳增长，重点是保持经济增速处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合理区间，避免过度刺激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防风险，重点是着力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化解经济下行中显露的各种风险，防止部分热点城市房价明显反弹，防止资产质量差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进一步增加；调结构，核心在于转动力，着力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快基础产业改革，破除资源优化配置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我国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潜力，促进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坚持货币政策稳健基调，发挥积极财税政策作用
适度放宽贷款额度、存贷比等行政性控制措施，逐步取消贷款规模控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跟踪外汇占款变动，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保银行流动性平稳。支持信贷合理增长，实行中性的住房信贷政策。利用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的时机，引导汇率双向浮动，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避免因财税收入增幅下降而引起的征收力度加大、非税负担加重等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推行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技术设备升级。调整、完善“营改增”试点方案，加大减税力度，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切实减轻税负。适当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救助力度。
(二)维护真实住房需求，防范一线城市房价反弹
继续严格控制投机、投资等不合理买房需求，限购政策不能放松，还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加以完善。在按揭贷款利率下调，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多种误读时，要加强正面宣传，稳定预期，引导刚性、改善型买房需求平稳释放。实行首付与利率反向调整政策，即在贷款利率下调时，适当提高首付比例，使购房人的支付能力不因利率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防止短期内支付能力变化引发需求大幅波动。着力防止北京等部分一线城市房价反弹，加大商品房建设的土地供应，增加住房供给，改善市场供求矛盾。
(三)保持基建投资合理增长
全面核查各级政府的在建项目，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经济社会效益优良的项目，给予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大基建等重大项目储备工作，按轻重缓急完善可行性研究，以备意外冲击之需。鼓励金融机构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评估，对资产负债优良的平台，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加强国土资源远景规划工作，对新城、新区建设给予指导。科学规划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城市排水体系、地下管廊体系、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基建投资增速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
(四)加快推进石油、铁道、电力、金融等基础行业改革
适当放宽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准入限制，优先放开边际油田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准入。按照“缩短调价周期、加快价格调整频率”的思路，推进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适当放宽对进口油源的限制，加强石油炼制环节和终端批发零售环节的竞争。进一步放宽新建铁路的市场准入和运营管理体制改革。适时调整电价并尽快改革电价形成机制。探索建立省级电力交易平台，打破省间壁垒。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利率衍生产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完善场外交易市场。
(五)积极做好欧债危机应对预案
密切关注欧债危机演变动向，动态评估对我国贸易、资本流动和储备损益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以及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和信心渠道的间接影响，并做好必要的应对预案。鼓励企业调整出口结构，提高自身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拓展欧盟之外市场。密切关注香港市场的异常情况，防止因资本大幅撤离造成汇率及价格的大幅波动，及可能引发的市场恐慌。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有利时机和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适时增加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危机中估值偏低和进入壁垒降低的时机，鼓励我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积极并购欧元区优质企业和资产。
(六)支持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发展
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实施技改贴息等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升级和制造业投资增长。鼓励产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支持银行发放兼并重组贷款和企业发行重组债券。
积极推动地区产业转移，着力完善软硬件环境，提高产业配套能力，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落实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揽子”措施，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防范各类虚拟经济泡沫化苗头，引导资源要素流向制造业、实体经济领域。积极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高住房和城市建设标准，推动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