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聃
国宝四羊方尊出土地所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真相的面目也开始渐次清晰：河北学者此前曾表示，四羊方尊是由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任广宗县长的宁乡人姜榓荣带回，并“再次出土”。但姜榓荣的外甥女和侄子随后表示不认同类似说法：姜榓荣回到宁乡时，已是1939年春，四羊方尊不可能在1938年于该地“就被发现”；而姜榓荣之所以卸任广宗县长，是因为派系斗争，而非蓄意为之；至于广宗县原政协主席李云豪所说的，姜榓荣后人对四羊方尊真相“缄口无语”，事实是他们从未对李云豪提及任何有关文物的事情。
所谓看起来十分逼真的发生链条，原来经受不起几个小小细节的丈量，广宗方面对四羊方尊在当地出土的凿凿之言，是不是就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再联想到此前广宗引以为标志性建筑的四羊方尊公园，以及其大张旗鼓在“据传”之上建设的细节，其实至此，是非曲直已经呈现于公众之前：广宗之所以炒作自己为四羊方尊出土地，不过是想借器物扬地方之名，获文物之显性价值。
下此结论，并非“欲加之罪”，也不存在对地方主义的偏见。学术争鸣本质上寻常不过，但它无疑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纵观广宗对四羊方尊出土地自我认定的说辞，与此显然背离太远。一方面，广宗方面大胆假设犹存，小心求证却是不见踪影。它只是急匆匆地往舆论的池子里扔下一颗石子，然后再不管不顾，炒作之心十足。另一方面，即便四羊方尊出土地存在争议，它也从属于学术范畴，为什么当地政府要执意参与其中？以广宗县原政协主席为代表的力挺派，以及当地官方的种种“巧合”行为，莫不都有着难以为外人道之处。
关乎四羊方尊出土地的自我认定，以上是广宗方面最大的逻辑漏洞所在，也是其不经意流露出的真相。只管激起舆论涟漪而不顾其他，只能说明广宗对地方注意力的极度渴求；而当地政府执意介入学术争议，只能说明其间有着太多可变现的利益，或政绩收获可能。作为一种现实，现在种种名人“故居”之类的地方制造越来越不好使，游客不傻，精明的投资客因为太多的名人“故居”烂尾工程，也早已看紧了自己的钱包。如此情势之下，就必然要求地方政府寻求新的投资点，争议国宝级文物的出土地无疑是捷径之一，它无需投入多少资金，却足以引发争议纷纭，即便最后无实际收益，在各方报道中，地方也能被免费扬名一番。
廓清了以上种种，我们就不难理解广宗方面在争议过程中明显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它只于当地媒体上频频自我认定，却对四羊方尊出土地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很少直接回应。于是，活生生地将一场学术争辩演绎成了口水。缘由何在？只因口水也是影响力。广宗方面深刻地懂得这样的传播原理：沸沸扬扬的争议中，只要树立的话题靶子还在，那么争议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它也会因此收舆论传播之益。而相比该种“死撑”，其代价和成本是可忽略不计的：即便最后被证实属于故意炒作，当地政府与当事者也不会遭受惩处，这正是广宗方面最大的话题动力。
四羊方尊的真正出土地在哪里？答案早在每一个围观者的心里。于理性的社会环境里，真相不是一支“挤挤出出的牙膏”，也绝非自我营造的口水话题。如今，太多的真相与细节已浮出水面，是时候对四羊方尊身世之争总结陈词了。否则，纷争难以停息，炒作者仍会窃笑。况且，争议发展至此，也早已成为公共话题。公共的话题需要公共的回应，敦请相关文物部门尽早表态，以公信力为历史和文化的真实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