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蜕变中激越错综的生活行板
——论李梦昭、李凌洁的《故人庄》
文/龙永干
地处湘西南的邵阳，可谓人杰地灵、文运绵长。远有源远流长的梅山文化、粗犷朴素的滩头年画，近则有纵谈天下放眼世界的魏源，谱曲制乐韵化四海的贺绿汀……而就当下文学发展而言，姜贻斌、马笑泉、邓湘子、赵燕飞、郑小驴等前呼后应，不绝如缕。李梦昭、李凌洁的《故人庄》（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无疑是近些年来邵阳和湖南文坛不可多得的长篇佳作之一。他以充实丰厚的生活、复杂跌宕的情节、生动鲜活的形象、流丽畅达的笔触、为乡土蜕变创作了一曲激越错综的人生行板。
一
湖南作家历来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表现乡村的变化，歌哭农民的命运，往往成为了他们文学世界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因子。这一点，在湖南新文学的开创者沈从文、周立波、黎锦明等那儿就有着成功的表现。新时期以来，这种取向在古华、韩少功、陶少鸿、彭见明、孙健忠、蔡测海、姜贻斌、曹旦昇等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在李梦昭的内心，同样有着这样一种绵长而深厚的乡土情结。瞩目乡土的风雨蜕变，表现农民的歌哭喜乐，成了五十万字的《故人庄》中的基本内容，更承载着他对故土和乡人深沉而执著的爱恋。
书写乡土生活的蜕变是湖南作家的优长所在。就当下乡土，特别是长篇乡土小说而言，无论是《白吟浪》《火鲤鱼》《村庄秘史》，还是《猫庄史》《梦土》《大地芬芳》，就是各自立足自我立场，从大跨度的时间维度对乡土生活和历史进行表现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包括晚清、民国、建国、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各个时段，但就文本的具体呈现来看，其中心和重心则多是既往的过去，是历史重于当下，过去胜于现在的。而李梦昭的《故人庄》不同，虽然作品在开篇有着先祖在石桥铺开辟榛莽的书写，但其关注和表现的重心是当下的石桥铺，是今日为生活打拼，为婚恋爱情歌哭的农民和乡土。因而，《故人庄》有着其他作品所没有的蓬勃火热的生活，也有着比其他作品更为切近真实、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正因如此，整个作品也就更有着鲜明强烈的时代性、当下性和现实性。
瞩目当下，关注现实，是《故人庄》的基本意图所在，但如何抓住生活的关键，则需要深入日常事件和平凡点滴中敞亮其矛盾。显然，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验、长期工作于基层的李梦昭是深知当下生活的矛盾和症结所在，那就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的矛盾，农民自身发展的不前与其改变自我境遇和命运的冲突。具体来看，作者从三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表现：一是乡土和农民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改变既定身份，获得更为富有、更为理性、也更为美好的生活；二是如何理性调控本能和欲望对人性的挟持和裹挟；三是如何让传统道德的优良基因得到传承和发展。
《故人庄》中，作者意欲表现三代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但从文本主体来看，其重心则是在于聚焦以大斧头、桃花、黄桂生、大锤子、刘二妹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农民的追求与失落，婚姻和爱情之上。与其他乡土小说重在表现农民为生计而苦苦挣扎、孜孜切切不同，《故人庄》中所关心的问题不是农民为生计的挣扎，这一问题业已在刘木匠、陈篾匠、黄铁匠等上代人那里得到解决。
在大斧头等人那里，他们渴望的是更为富裕和幸福的生活。他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开始脱离乡土，或者说是自觉将自我从乡土放逐的新时代的新农民。他们的人生有了蜕变，也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选择。这里有像黄牛牯一样坚守土地的农民，也有像黄广生、菊花一样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民，但更多的是像大斧头、二斧头、大锤子、小锤子、桃花、荷花那样涌进城去的新型农民。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获得财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成了作品的主体内容，也成了这些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脱离了乡土，但因知识和技术的匮乏，他们所能依凭的只能是最为基本和最为原始的身体。于是，去广东打工，在各种厂矿企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对物质的原始追求，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偏差与误区，自身素质和时代发展的不相适应等，注定了他们将付出更多的代价和牺牲。黑牛牯在洪水引发的矿难之中的死去，大斧头因事故而身陷囹圄的遭遇，刘二妹、桃花、荷花乃至于刘四娘等遭受的种种玷污和蹂躏、种种侮辱和损害，以及淳朴民风与朴素乡情的销蚀与逝去，石桥铺河道和良田的被肆意毁坏等，无不是乡土在蜕变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与追求财富的农民不同，已经掌握财富的人，在市场经济中呈现的却是另一种令人紧张的情状，那就是人性丑恶汹涌而出，传统道德美质荡然无存。金胖子、彭石匠、银老板、米老鼠等一干人，原本德性缺失，再因掌握着财富和权力机栝，人性之恶与欲望之蛊如“虎兕出于柙”，极度膨胀无限蔓延。他们将贪婪之手伸向了乡土，将石桥铺肥沃完整的土地毁坏得一片狼藉；将刘二妹、刘四娘、桃花、荷花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欺侮邻里乡亲，胡作非为，不仅伤害了黑牛牯、荷花和大斧头等，更是破坏了乡间久积的纯良敦厚的乡风民俗，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相与的关系。更为恐惧的是，对于这一切，他们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对于土地和乡亲、对于生命和天命毫无敬畏，也更无忏悔。作品在字里行间所揪心的不仅是市场经济大潮洗涮下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更有着乡村纯良道德恶化、民间伦理失序的深深忧患……
市场经济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对金钱和财富的渴望，也是农民追求的必然。但因市场大潮的来势太汹太快，人们无法顺利楔入其间。再加上长期的穷困所形成的“怕富”意识和“暴富”心理相错纠结，从而多是无法以健康的心态和理性的立场去面对财富。有钱者，为非作歹、胡作非为、不可一世；贫穷者，则是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不顾一切。于是，前者违背良知，抛弃道德，后者向前者屈服，将身体和心灵屈从于金钱。虽然命运各异，但从其根本上来看则是同一的，那就是在欲望和本能面前迷失生命的属人性和自由性，枉顾道德良知和人性人心。乡土和农民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改变既定身份，如何获得更为富有、更为理性、也更为美好的生活，无疑是《故人庄》所关注和思考的内容之一。从上述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和混沌浊重的人生中可以见到原始的、粗放的生存方式，无法改变落后、颟顸和愚昧的人生。即使有了金钱，如果不摆脱金钱和本能的挟持，让人拥有传统道德的优良基因，拥有理性的价值观念和生命意识，也是无法摆脱种种生之困境的。
二
虽然说，《故人庄》对农民如何摆脱种种束缚，去获得更为健康优美、富有理性的生活有着深深的忧患，但整体来看，作品还是洋溢着鲜明的乐观情调。阅读作品时，可以直觉到作者面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时，所秉持的是一种积极向前，热诚拥抱生活的取向，对美好生活和优美人性有着一种至为朴素的信念。这是源自作者对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感应，也源自作者对生活不竭的信念，更来自他对传统道德精神和伦理信念的依托与信赖。可以说，《故人庄》中虽然有着生活的不幸和人生的阴霾，但叙述者并不因此裹足不前，也不因此迷惘彷徨。他是有所信，也是有所依的，那就是对生活的坚忍、信心和追求；那就是在苦难中对传统道德的确爱和坚信，是在不幸时对真诚情义的信赖与依托……正因对善恶是非的原初依托，对生活的达观心态，作者会让大斧头历经波折时走向成功、让金胖子死于非命，让彭石匠一贫如洗、让桃花获得自由、让荷花和黄牛牯结合、让菊花学成回家、会让美和爱成为生活主调、让生活闪耀着温暖希望……
当然，对传统道德的信靠，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大斧头这一形象的塑造之上。读者可以从大斧头这一形象身上感受到传统善良品质和德性人格的魅力和美质。作为石桥铺的新一代农民，他继承了父亲刘木匠的手艺，大作、小作样样精通，更是继承了上一辈源自乡土风习和传统道德的优秀品质。他忠厚善良、敢于担当、有情有义、勤劳淳朴、仁爱朴实、坚贞刚强。在金钱面前，他有原则，有底线，会在困难时刻帮助刘二妹，成功之时不会弃信忘义；会在桃花嫁给他人时，给其应有的帮助与扶持。他与那种完全视金钱为一切的农民不同，也与那种精明势利的市侩不同，他有着共同富裕的理想，有着敢作敢为的精神。在矿难面前，他不推卸责任；在经营转型时，他敢于担当。在爱情面前，他虽深爱着桃花，但与黄友香结合后，能够相互尊重，真诚以待，自洁自律，阳光朗照。面对昔日恋人桃花，他能奋力相救，相知相爱。桃花离婚后，他虽然心念旧恩，对其照顾有加，但不黏不滞，不拖泥带水，通透朗达，诚厚感人。富裕之后，也从不堕落腐化，不耍钱斗狠，一如往常淡定朴素。虽然与彭石匠、大锤子、范老板等三教九流有着过从交往，但他有底限，有禁区，不会越雷池半步。这种道德品质显然与现代市场经济造就的精明利己、功利理性、唯我唯钱等相违背，显得有些迂腐稚拙，甚至可能被人利用，但在叙事者那里它却是那样可贵，那样让人相与相亲。
在大斧头身上，读者可以直觉到儒家道德情怀和仁爱品质的持存，但在他身上，我们还可以见到他身上还有着源自隆回这一地方所具有的独特个性，有着源自古老梅山文化所浸淫的基因符码。
梅山文化是湘中、湘西南地区历史悠久，流传较广的一种古老文化形态。它起源于湘中与湘西南村民的渔猎和耕种生活，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放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梅山文化笃信鬼神、崇奉先祖、多神共存、尚力贵灵等特点。其中还有一点，那就是它与中原儒家文化所不同的特征，那就是“蛮”性鲜明。这种“蛮性”，从字面上来说，是不通情理、粗野、凶恶之意。但它又有着对人性粗犷雄强、坚韧强悍的认同；也有着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苦难和重负以实现无法实现之目标的强力意志的肯定。与儒家文化尚柔贵文，道家抱弱守雌等相比，它虽缺少雕琢和文饰，却明朗自然，坚确顽强；它虽无大言炎炎，却朴素真切，深沉广博，它与民间底层紧密相随，更与大地紧密相连，散发出源自乡土山野的生命元气和绵延不绝的生命血性激情。虽经过时间洗涤，代际沉潜，依然有着其独特的存留与符码。
可以说，在《故人庄》中，梅山文化已经转化为一种文化基因化入了隆回大地儿女的血脉之中。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强悍凛然的精神同样流淌在大斧头的血液之中。在危难之中，他可以不顾自身艰危，在流沙中救起桃花；在彭石匠伤害乡亲的紧张情形中，他会仗义出手，解救被铐起来的乡亲；在矿难之中，他会挺身而出，给死去的邻里以应有的说法；即使身陷囹圄，遭遇不平，他会将看守所所长丢进粪坑。艰苦的物质条件、万难的人生逆境，没有让他消沉；牢狱之灾、爱人的远离，经营的失利、他人的陷害，都未曾让他放弃生活，更未放弃自我血性。在他身上，来自民间的生命意志，来自“梅山文化”的“蛮性”等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精神的鲜明符码，让他在曲折起伏的人生境遇中有着不竭的精神源泉和内在驱动……
当然，大斧子并非是现代社会的新儒家，也不是依然存留着梅山文化蛮性的游荡者，他身上还有着鲜明的现代气质。他深爱着赧水河所流过的土地，更深爱着生他养他的石桥铺，但他不再仅仅死守土地，而是开始尝试着离开土地，去寻找和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到彭石匠的金矿打工，到东莞去寻找机会，开发房地产，开办电子厂，逐渐由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蜕变为一个有为的企业家。他虽不是整天与泥土为伍，但黄牛牯那种对于土地的热情和炽爱并未远离他，他将其化为对赧水土地的反哺。他将用来开放房产的土地划拨出来，捐资建成学校。富裕后，他不会陷入声色犬马的追逐，而是思考新的发展，为产业转型、技术升级而筹谋。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着现代反思意识，他会正视自我的缺点，会认为“只有高科技和精良制造才是根本出路”，只有严谨、精细的企业精神才是真正的依靠。“他想起他爹传授的那些木匠手艺，这些绝技绝活，不也是因此才能千百年不衰吗？”
可以说大斧头不仅自信，大度，善良，仁厚，而且会学习，会反思，能够调整自我、重塑自我和发展自我。他不是鲁迅笔下的闰土，也不是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不是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也不是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不是张炜笔下的隋抱朴，也不是贾平凹笔下的高兴，他大度乐观，坚韧阳光，朴素刚毅，纯正明朗，通体焕发着对生活的信心，更蕴蓄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心劲儿。他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体色彩，也继承着传统优良的道德基因，只有这样的农民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和愚昧，狭隘和短视，才会成为新时代下有着新气象、新作风和新品质的新农民……
三
前面已经论述，《故人庄》展示的是新时期以来农民如何在市场大潮中摆脱既定束缚、继承优良传统、寻求新发展、塑造新自我的斑斓画卷。但在绘就这幅画卷的时候，李梦昭和李凌洁唱出的并非是一首悠扬清新的浪漫牧歌，也并非在建构一种神奇魔幻的超验时空，而是以严峻目光、现实笔触、赤诚之情在表现着赧水河、石桥铺儿女的激越错综的生活之流。朴素自然、充实真切，浓郁鲜明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可说是作品极具特色的一面。
作品有着极为开阔的时空结构，从明朝洪武年间，到微信微博盛行的21世纪；从先祖在石桥铺村开辟田土，到今天儿女们的纷纷离开农村；从宁静恬淡的农耕生活，到市场大潮席卷的当下时代……横跨数百年，前后数十代，多少风雨沧桑，多少爱恨情仇，但作者并没有如有些作品那样随意组接、自由穿越，而是始终以凝重深沉的目光关注着农民生活的变迁史和命运史。当然，作品重心在于借助大斧头、桃花、大锤子、黄牛牯、黄桂生等新一代农民的命运来表现新时期以来农村生活的演变，这就让作品有着极为鲜明的现实性和当下性。而对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的思考，农民和市场关系的审视，农民和农民关系的忧患，农民和自我蜕变的考量，不仅充实和深化了作品的内涵，更是提升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美学品质。
《故人庄》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和审美特征，不仅体现在对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直面，对农民命运的揪心与忧患，还有着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场景的展现，有着极具特色的风俗民情的展示。这里有黄牛牯捉泥鳅时的具体细节描写：制作照明的铁丝炭火灯，用一支长竹竿撑着，将其贴近水面，发现泥鳅后，用长柄铁篦子猛击下去的细节描写；有桃花烹制擂辣椒的工艺流程的展示：在屋子后面菜园子挑老嫩、肉质厚薄、光照皆适中的辣椒，放入灶膛中的热灰烬里焙至三分熟即取出，放入适量盐擂至七分烂即食。
这里有如画的图景：围绕在石桥铺周围的青黛群山，如同狗肠子似的小垄，石板街和赧水河宛若黑白两条游龙。春天，匍匐在开满紫云英紫红色和橙黄色小花的田垄里。秋天，矮矮的禾墩和高高的草垛，是田垄里孤独的风景。天空蓝得几乎失去了真实，阳光懒惰似乎凝固住了。刚割完稻子的禾墩，还在冒着谷粒和禾草的清香，黑黝黝的泥巴被稻子捂了一个夏天后，散发出好闻的淡淡的土腥味。冬季，层层叠叠的山峦有如一幅气势恢宏的彩色画卷，远的山顶有皑皑白雪，山腰霜叶似火，层林尽染……
这里有丰富多样的民俗：吃“爬界肉”“猪血丸子”、做“泥鳅钻豆腐”、喝“红薯烧酒”，耍“炭花舞”、哼“梅山小调”、唱“呜哇山歌”、敲“八音锣鼓”；这里过年时杀年猪、磨豆腐、烤烧酒、打糍粑；这里有陈篾匠精巧的灯笼，有悠久神奇的梅山神和山鬼的故事，有神秘奇特的“喊魂”，有热闹非凡的婚庆场面……
这些民俗风情让作品散发出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也让作品在情节推进中以应有的张弛节奏和自然韵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写民俗时并非是为展示民俗而展示民俗，而是将其有机融入作品的情节链条之中，与人物命运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为有机整体。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作品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它都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情韵和生活气息，既清新自然、朴素明朗，又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如对人物的命名，或与职业有关，或与地位有关，金胖子、银老板、钱主任、彭石匠、大斧头、黄牛牯等人物外号无不散发出浓浓的生活味道……同时，作品中许多语言就是直接源自生活中的语言，如“留着口水养牙齿”“嘴巴比笋子还尖”“清汤寡水没啥滋味”“河道挖得稀巴烂”“骨头渣子都梆梆响”“桃花要嫁给彭石匠的传闻，有如山坡上青茅草，一夜之间长得密密实实”……
语言来自生活，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情韵是《故人庄》的一大特色，而从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推进来看，最为有特色的是作品对人物语言的把握。在以叙述语言操纵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当下，人物对话往往被忽略和遮蔽，但人物对话无疑是最能体现人物性格，是最能表现生活的方式和手段，更是能体现作者文学才情和表现水平的根本因素。李梦昭、李凌洁却在《故人庄》的对话上倾注了极大的用心。无论是借助对话推动情节，还是借其表现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的等，它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具体来看，大斧子的语言大气朴素、阳刚明朗，大锤子的语言干脆利落、江湖味道十足，黄牛牯的语言敦厚瓷实、毫无油滑之处，金胖子的语言粗鄙无耻、一副无赖德性……因为熟稔生活，观察仔细，可以说作者在《故人庄》中的语言是从自然生活中流淌而出，不仅毫无雕琢痕迹，而且是人物在此情此境中不得不说的话；不仅“说一人，肖一人”，而且是“人有其口声，人有其性情”。
自然，《故人庄》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作品，它在有着上述种种优点的同时，也有着一些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如石桥铺村的历史并没有很好的融入第三代农民的命运之中，对人物命运感悟和体验的表现有些简单，未能深入到人物灵魂和精神的深处。对乡土文化特别是民间意识的藏污纳垢处太过宽容，缺少拷问和深耕意识。对乡村伦理失序和混乱的反思缺乏深度，困境预知也有所滞后。金胖子、刘四娘、刘二妹之间，彭石匠、桃花、大斧子、黄友香之间，特别是无辜的德宝、贝贝、晨晨、丫头等人那儿，他们将面临着怎样的伦理失序与怎样的道德困境，作者未能进行应有的危机预警和焦虑赋值……
龙永干，男，汉族，文学博士，教授，现为湖南第一师范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南方文坛》《文艺报》《文学报》等报纸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论文3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规划课题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厅科研教改项目多项，出版专著1部。2006年获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2012年获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另发表散文、短篇小说近百篇。
（编辑：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