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月，收入和幸福感的讨论再度火热。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许多游子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和家人团聚；而眼下，中国传统敬老的重阳节刚刚过去，多数人只能通过电话短信表达对长辈的敬意。十月中旬开始，一份调查结果在网络流传，针对“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问题，调查给出的数据是，“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

　　当笔者想要详细地了解这项调查的有关信息时发现，包括热衷于这次“惶恐大讨论”的新华网和中新网等诸多主流媒体谈到此调查时都以“网络上流传的一份调查”来指代，而诸如这项调查是哪个机构做的、采用了怎样的调查手法、调查了怎样的样本群体这样基本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中都很难查证。

　　尽管这份出处难觅、只呈现结果的调查真实性和有效性有理由招致怀疑，但是其量化的数字还是激化了对幸福感的渴望，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让人免遭痛苦、威胁和疾病，能够稳定生活属于人的安全需求，安全需求仅仅位于五种需求中靠近塔基的第二位，略高于生理需求。

　　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趋避“惶恐”都需要近万月薪，那么获得生活的幸福感又需要多少收入呢？而且现实是，大城市的九千月薪已然是很多人所仰望渴求而未得的遥远目标，是不是追求幸福的理想也要在现实的照耀下退化成为梦想？

　　高薪驱走惶恐带来幸福感的背后，是财产所能提供的生活与心理保障。人们需要收入来购置类似住房这样价格不断上涨的生活必需品，人们也需要收入来冲抵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人们还需要为自己和家人的衰老与疾痛买入保险。正是因为要去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一个充实的当下才显得异常重要。

　　然而，超越一般人群所能达到的收入水平被标的为“惶恐月薪”，却还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毕竟不应该是社会的常态。幸福感某种程度上缘于一种内心的满足，但是当这种“自足”遇到市场逻辑下的利益最大化时，我们经常会显得纠结。毕竟，购买与售出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常态。

　　许多受访者表达了与收入有关的焦虑，正是提醒我们，应当在市场原则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比如一种基于“分享”的价值观的建立。如果单靠个体的收入不能排解恐慌，那就应该有某种机制和途径来让人们免于这种现实生活中可能时时产生的担忧。

　　双节期间，央视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尽管播出后承受了网友的争议，但无论是节目中受访者的回答还是网络上网友的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了基层的有关“幸福”这一议题的若干现象和面貌。

　　节目中的“你幸福吗”并不是一个设问句，而是一个普通的疑问句，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之所以许多受访人的回答被网友奉为“神回复”，恰恰是因为这些原生态的、生活化的问答没有经过太多的剪辑和修饰就被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甚至，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不幸福、很惶恐，并且能够坦诚地说明自己不幸福的原因，那么这段采访的社会学意义会比千篇一律的“我很幸福”回答高出很多。

　　民众可以评价自己的生活状态，并表达自己的社会期望；媒体能够观察到真实的基层社会现状，并把它完整地呈现给政策制订者；执政者根据基层民众的需求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提高民众的满意度。这样的三元互动才是促成社会稳定和长久发展的基石。

　　之所以现在多元化构成的幸福定义被单一地以收入来诠释，是因为追求收入的提升是能够通过努力实现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完善保障体系，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重新把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幸福感”还给民众，正是政府所应该做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总结了幸福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个体必须能够感觉到自己前途的光明，二是社会呈现出来的前景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日子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给予希望和承诺，让人们闭上双眼就能看到幸福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