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九千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五千元上下浮动。

　　因个人的消费观念、工作环境乃至人生观的差异,每个人要达到“不惶恐”的条件都会有所不同。调查得出在一线城市要月薪九千以上才能“不惶恐”的结论,恐怕也有失全面。只能说,月薪九千更多是被物化了的“不惶恐”条件。

　　类似的调查有很多,其指向的共性问题,无外乎是房价高、社会保障不够健全等老话题,也很容易引爆人们的情绪。但要看到,工资凸显出来的人们对于高房价和低保障的焦虑,其实只是对于调查结果的表象观察,其背后的身份焦虑才是根本症结。

　　皮尤世界民情项目的一项报告显示,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包括物价上涨、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等。这相较于“月薪九千才不惶恐”应该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下社会性焦虑的真相。物价上涨所产生的社会焦虑和高房价一致,而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其实是个人惶恐被隐蔽的深层原因。因为,与惶恐相对的是确定性,是希望,也就是说,很多人感到“惶恐”,是因为对未来缺乏把握。

　　对未来的预期,直接表现为对自我上升空间的期待。现代社会,职业选择集中化甚至窄化,一是竞争成本很高,如对学历的要求普遍性提高；二是公务员等个别职业因资源优势受热捧,而职业容量有限,催生了大量的“失意者”。不菲的竞争成本和竞争强度,致使很多人不可避免被淘汰,职业焦虑自然会演变为个人“惶恐”的一部分。虽然其他职业或低学历也可能带来高收入,但由于学历的标签作用和个别职业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导致身份焦虑的加剧；而另一方面,各种“二代”、“拼爹”现象层出不穷,又让身份焦虑更为凸显。当一个人看不到自我的上升空间或是希望很小,自然会希望以高收入去弥补现时的“不安全感”。

　　当然,个人上升通道的通畅与否只是个人安全感的一个原因,而非全部。目前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社会性安全保障网络的不够发达,势必会加剧个人期望以增加个人收入去解决“惶恐”的心理压力。而社会保障网络的庇护范围和程度,往往也与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关。这种保障上的不公,又加剧了“惶恐心理”。

　　所谓不惶恐,即让人看到希望。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能够通过努力公平地获得上升的机会；于社会而言,是全方位减少社会和制度性不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更能体现公平正义,不会因个人身份和某些显失公平的人为操作而异。这应该是“月薪九千才不惶恐”背后最应反思的社会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