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孩城中“放养”

　　2000年，何顺莲和老公一起带着年幼的儿子从四川广安老家来到昆明打工，因为在老家盖新房子欠了一屁股债，他们得挣钱还债。

　　初到昆明，和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外来务工者一样，老公跟着别人做装修，而何顺莲则自己在家带孩子。他们租住在官渡区平桥村，一个人口密集、环境较差的“城中村”，但房租相对较便宜。“做装修一天也就挣几十块钱，老公一个人养家，很辛苦，我看着心疼，就想着自己也干些零活补贴家用。”跟老公商量后，何顺莲把婆婆从老家接来帮自己带孩子，而她干起了针织的活计。“就是拿了订单和原材料，然后带回家来做，每做一件，可以赚一毛五分钱。”

　　为了多赚钱，何顺莲每天从早到黑一直趴在缝纫机上，经常忙到深夜。一天，婆婆领着儿子出去玩儿，结果孩子丢了。何顺莲为此直埋怨自己，“如果不做那个活，如果我自己带娃娃，也许就不会丢了。”

　　和何顺莲一样，绝大多数到昆明打工的外来人口都租住在官渡和西山两区的“城中村”内，通常是十几平米大的一间出租屋，除了床，几乎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昆明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官渡区常住人口为55.8万人，流动人口为52.9万人；　以区内其中一个城中村———福德村为例，该村常住人口仅1.8万人，而流动人口就有6.1万人。

　　诸多外来人口的涌入，让官渡区各个城中村的大街小巷，热闹异常，在这里随处可见的场景是：大人们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孩子们自顾自的在巷子里、在摊点旁玩耍，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几乎看不出这些幼小孩子的家长在哪里。这些外来务工家庭平均每家都至少有两个孩子，而一家三个孩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多数外来务工者因为学历低，几乎没有什么固定职业，男的大多在建筑工地干活、做些装修，或者以骑摩托载客谋生；女的多数租个摊位卖菜卖水果卖衣服，做点小生意。

　　为了维持生计，忙于养家糊口的父母们很难分出精力专门照看幼小的孩子，许多孩子处于放养状态；　而在人员混杂、人口流动极大的城中村内，这些孩子就成了人贩子下手的主要目标，经常是人贩子抱着小孩说，给你买好吃的或者给买玩具，孩子就乖乖跟着走了。

　　自从儿子丢了后，何顺莲再没搬过家，“不敢搬，总觉着儿子有一天能自己找回来。”何顺莲在老家盖新房子欠的债早还清了，可新房子却一直没等来它的主人，至今空着。

　　“当年为什么不看好我？！”

　　2012年，在福建，几个未成年因偷了一块玉，最后被警察抓获。警方通知家属前来处理，其中一位赶来的亲属说，孩子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到现在还没户口。警方随即将这位14岁青少年的血型输入了DNA寻亲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这样，丢了两个儿子的罗芹英找到了小儿子。

　　罗芹英得到消息的那天，坐卧不安。在警方的安排下，她和丈夫千里迢迢赶到福建接孩子回家。“见到孩子时，有点陌生，穿一双拖鞋，很落魄，我心里很难过，孩子受苦了，但看到他好手好脚的，我又很高兴，因为之前我特别担心孩子被买去弄残手脚，当乞讨工具。”对着9年未见却朝思暮想的儿子，夫妇俩痛哭流涕，可眼前的孩子却始终一脸冷漠。

　　罗芹英当即给儿子买了一身新衣服换上，带着他去车站回家。然而，在上公交的时候，儿子一转身跑了，罗芹英和丈夫开始在大街上拼命追。前边有热心人以为是在追小偷，一把拉住了逃跑的儿子，赶上来的丈夫抱着儿子泪流不止，“这些年，我天天在找你，为什么跑啊？”“那你当年为什么不看好我？！”儿子哭着、咆哮着，劈头盖脸问了一句。“当时我俩半天说不出话来，心像刀扎一样，他离开这么多年，我知道孩子受了不少苦，才变成这样。”再提起当日的场景，罗芹英仍是止不住流泪，她说，孩子被拐的时候已经记事儿了，这么多年，他一直记着家里有个哥哥、有个妹妹，记得自己被转手卖过三次。

　　孩子丢了之后这9年，罗芹英只回过一次贵州老家，她不好意思回去，她觉得两个儿子丢了这是件很丢人的事儿。这回小儿子找到了，罗芹英说什么都要跟丈夫带着儿子回老家过年。“尽管他到现在也没有开口叫我们一声‘爸妈’，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儿子。”

　　从去年小儿子找回来，丈夫就没有再到昆明打工，而是一直留在贵州老家陪着儿子，同时还在修着新房子。“要给儿子一个崭新的家。”仍留在昆明陪女儿读书的罗芹英坚决地说道。“现在女儿小学毕业，也要上中学了，年底我们就打算回老家，到时候房子也修好了。”对于明天，罗芹英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