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就梅山文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原初的梅山文化，是一种以原始数觉极限数——“三”为媒介，借助“三”的“迷惑”力量，通过想像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迷惑对象来开展渔猎活动的原始巫文化。她应产生于中国原始人类的“数觉时期”，是形成中国哲学“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念的文化源头。而所谓“梅山”，其真实含义应为“媒三”(梅山腹地新化方言“山”即读为“三”)；所谓“梅山文化”，其实也就是“媒三文化”。——“梅山”，当为后来的梅山文化圈以外的儒生们记音之误。

　　二、“张五”与“端午”的语言学解析及其所隐含的原始数理文化内涵

　　张五郎是大家所公认的梅山神，要完全弄清楚梅山文化，必须对张五郎这一神像所包含的原生文化内涵作更深入的剖析。然而，宋开梅山后，随着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及道教、佛教文化的大量侵入，原初的梅山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梅山神张五郎也被融入了太多的儒、道文化内容，以至我们今天对他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表层而很难达其内里。

　　关于“张五郎”这个神祗的诞生，民间主要有四种传说：

　　1、“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诞生说”；

　　2、“盘古——黄斑犬说”；

　　3、“太上老君女婿说”；

　　4、“青州知府张世魁说”。

　　四种传说明显地有一个从原始文化到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的时间流变过程。后两种传说虽然流传面更广、影响更大，而且直接承传在今天的梅山巫歌中，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是张五郎之所以为神的本来面目。

　　前两种传说主要分布在今梅山腹地新化、新邵、冷水江一带和与今绥宁“梅口”( “梅山入口”)毗邻的城步县一带，具有鲜明的远古“葫芦神话”和“创世神话”色彩，比较符合张五郎作为原始狩猎神的时代特征和梅山文化作为原始渔猎文化的文化属性，我认为它们应是关于张五郎的最早传说；第三种传说隐约保留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期的某些原始文化因子，更多的是反映了宋开梅山后所融入的道教文化内容，标示着道教文化对梅山文化的改造与融合；第四种传说仅保留了张五郎的狩猎神原型，体现了儒家“官本位”文化对梅山文化的强势扭曲和彻底变形——由此产生了一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文化特征：民间所信仰的关于张五郎的巫术内容是原始时代的，而张五郎却成了具有“儒官”身份的猎户。这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后来成为张五郎传说的主流，经过若干代的口碑相传，以至我们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包括不少梅山文化研究者)都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顺着第一种传说往下研究，我发现“张五郎”之名并不是指“姓氏排行”，而与“端午节”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张五郎”就是“端午节”的人格化。

　　我这样说的理由不仅因为在今梅山腹地尚有张五郎诞生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的民间口头流传——在这个传说中，他就被称为“端午郎”；而且还因为“张五”与“端午”在语源上的完全相通：

　　在古汉语中，“张”、“端”二字是同源字，其语义相同，声音相近，可以通用；在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中，“张”、“端”二字同源则更为明显：新化称“正月”即称“张月”或“端月”！

　　“五”和“午”也是同源字，二字完全同音；“午”与“五”语义密切或即为“五”。《广韵》释“午”：“交也”；《韵会》：“一纵一横曰旁午，犹言交横也”；《仪礼？特牲馈食》：“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注：纵横割也”；《礼？内则》：“男角女羁。注：‘午达曰羁。’疏：‘度尺而午，令女剪发，留其顶上，纵横各一，相通达也。’”——这简直就是甲骨文“五”字的绘形。因此，“端午节”在古代也称“端五节”。

　　其实，在先秦时期，“张五郎”便称“张五即”——“张五节”。传说他是楚庄王时期的一个巫师，曾成功地为楚庄王求雨，楚庄王很高兴，在“即”字上加了一点，便成了“张五郎”。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今仍称“郎”(男孩)为“即”，如“二毛即”、“猛子即”等；称送节日礼物为“送即”，如端午给岳家送礼称送“端午即”。“即”与“节”一音之转，可见“端午节”亦即“张五节”。

　　端午节即“张五节”，我们还可以从汉以前传入朝鲜的“端午节”民俗中找到旁证：朝鲜后期学者洪锡谟的《东国岁时记》载，端午节时王家“观象监本朱砂拓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据有关学者研究，“蚩尤”是“张五郎”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在今天的梅山傩舞中，梅山巫师仍带着蚩尤面具作为标志。⑤因此，这里所说的“蚩尤”，也应是指的“张五郎”——在梅山地区，张五郎除了是狩猎神外，便兼有给人治病的“巫医”身份。

　　从梅山地区流传的“盘古——黄斑犬”创世神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五郎与端午节的紧密联系。在古梅山地区，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张五郎是一条“黄斑犬”(盘古)，有一次人类遭遇齐天大水，他为人类抢救稻种，在稻谷堆里打了几个滚，将身上粘满谷粒，想从大水中抢运出来，但最后身上粘的谷粒都被洪水冲走了，只剩下尾巴上粘的那一串没有被冲走，后来人们就用那串稻谷做种子，所以水稻只有上面的穗子长谷粒。这则神话中的“齐天大水”神话元素和“黄斑犬”神话元素，在“端午节”中都有反映：

　　端午节处于雨水多发季节，今梅山地区仍有每年看“端午水”的习俗。一年一度的“端午水”，承载和传递着梅山先民在远古时期的创世洪水神话中留下的永恒记忆：端午节划龙舟，很可能就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所遭遇的那场毁灭性洪水中划独木舟救人的记忆残留；而往水中丢粽子，是为了纪念和感谢那只在洪水中为人类抢救稻种的黄斑犬(张五郎)。——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粽子为什么要做成有棱有角的样子？以前谁也没有去深究。其实，这就是“狗头”的状形，梅山腹地新化旧时称粽子称“狗头粽”；与此相对应，因蚩尤以“牛”为图腾，新化还有一种很长的粽子称“牛角棕”。因此，粽子应是梅山先民犬图腾和牛图腾崇拜即张五郎——蚩尤崇拜的产物。

　　由上进一步推论：我认为张五郎的名字隐含着中国原始人类从“数觉阶段”向“计数阶段”突破的一段珍贵的文化记忆，“端午节——张五郎”是中国初民从自然与人事两个方面记载开辟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个纪念性文化符号。

　　如前所述，“数觉”和“计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若干种鸟类也有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原始数觉。而“计数”则是人类的特殊才能，可以说，人类从数觉阶段发展到计数阶段，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三”作为原始数觉的极限数，曾经长期迷惑着中国初民，当中国初民的数理思维迈过“三”的门槛，突破到“三”以上的计数时代后，他们开始用积累起来的数理思维经验从天文、地理上重新整合世界，于是产生了“十月太阳历法”和“五方”观念。

　　“五”是人类思维开发到“三”以后的计数时代所诞生的一个“中心”数。在太阳十月历法中，它是十月时间轴上的“中点”，标志一个太阳年的回归位数；在五方观念中，它是五方的“中心”，标志着五方空间的形成数。可见，“五”在计数时代的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五”，就没有“十月太阳历法”，也不会有“五方”观念，中国初民将依然处于时空的迷茫之中。因此，“五”，成为中国先民迈进计数时代的重要标志。

　　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应是中国初民一段最难忘却的记忆，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由此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铭记这段记忆，于是人们将太阳十月历中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而这段记忆的人格化，便诞生了“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因此，所谓“端午节”、“张五郎”，也就是“开五节”、“开五的人”的意思，其用意是标示 “五”的时代的开始或开端。“张”和“端”二字本来就是“开始”的意思。“张”的本义即“开弓”。在现代汉语中，“张”、“端”二字仍保留有如“开张”、“开端”的用法。因此，“张五”、“端午(五)”，其实也就是“开五”或“‘五’的开始”。

　　然而，虽然“张五”、“端午”都是表示“开五”的意思，二者在表示“开五”的意义上仍是有区别的。“端午节”做为一个时令节气，它居于十月太阳历的中间，主要是从时间上突出“五”的时代的开始；而“张五郎”作为一个原始部落英雄集合神，肩负着为氏族开辟生存空间的重任，则更多地体现了“五方”空间开拓者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