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黄庆玖在承包的田地旁劳作。图/实习记者巩玮

“带甲归田”的黄庆玖，是一位非典型基层公务员。

调查他的种田背景，呈现的则是一些普通基层公务员的典型生存状态：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直至无欲，以养老心态活在官场，有的如黄庆玖则开始“谋钱途”，以至于触到国家公务员法的红线，尽管此举在情理上容易获得同情和理解。

本报记者王欢永州报道

永州市零陵区，从主干道拐进区畜牧局的办公大楼，需要经过一条有些破落的巷子。畜牧局的招牌被几根竹架子遮住，工人在院子里挑沙土。这栋正在翻修的4层小楼，因远离闹市而显得更加寂寥。

黄庆玖的办公室在3楼。他是这栋楼里唯一一个没有具体职务的工作人员，工作内容是“协助副局长做事”。他的办公室，也是唯一个没挂科室门牌的。

当初从乡人大副主席申请调到此处，工作清闲无压力是主要原因。同时，他当时已经获得了第二个身份——在零陵区石山脚乡拥有200多亩农田经营权的“种田大户”。

从实职走向闲职，在官员和农民两种身份之间叠加纠缠，让他仿佛坐了趟人生的过山车。

“能谋得县城里的清闲职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黄庆玖今年42岁，身材有些微胖，头顶的发已稀疏到几近“荒芜”。

他办公室的隔壁是财务科和文明办。财务科的几个女同事对他印象不错，“是个老实人，挺勤快的。”

一名短头发的女工作人员说，黄庆玖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便开始打扫卫生，有时候还帮她们把放在门外的垃圾倒了。除此之外，黄庆玖还爱学习，没事喜欢钻研网站，去年把畜牧局的网站重新捣鼓了一番，让大家对这个来自乡镇的新同事刮目相看。

同事们对黄的过去所知甚少，但黄庆玖种田一事，不少同事都表示知情，而且“十分理解”。有同事说，“他是跟别人一起种田的，这没什么。”

黄庆玖是在去年9月来到这个在编人员不到30人的单位。局里给他腾挪出3楼的一间办公室，职务是副主任科员，主要协助分管养殖和动物防疫的副局长做事。

局领导都在4楼。每天，黄庆玖都要爬办公室左边的Z字形楼梯，跑到副局长办公室，听他安排工作。

这位副局长姓蒋，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打电话部署新一期的生猪养殖（阉割）计划。对于黄的表现，他不愿做过多评价，只说，“我的事情都很杂，有事情就叫他，他一般也还能做好。”

蒋姓副局长说，黄庆玖在职称上跟他是平级（都是副科级）的，但黄不是领导。

“每天都是做些琐事。”黄庆玖说，在此之前，没人做这份工作，所以不算接谁的班。

从乡人大副主席到非领导职务，黄庆玖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他不止一次跟记者说，“能谋得县城里的清闲职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孩子上初中了，将来上高中、考大学要花大钱。

黄庆玖出生在农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零陵区石山脚乡任职。1999年，28岁的他当上了乡镇分管农业的副乡长。2年后，任人大副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他干了两届。

对于以往的仕途经历，黄不愿过多提及。“六局三办一公司，只要跟农业沾点边的，我都要负责接洽，很辛苦。”他说，最多的一次，他一连接待了5个不同的上级单位，忙得没时间吃饭。

在他的老同事眼中，他是个“舍得吃苦，舍得用力”的人。除此之外，也有缺点，比如没有魄力，不善人际关系等等。

“能吃苦”并没给黄庆玖带来多少收益。他说，直到离开乡镇，他的工资（包括福利津贴）每月才2300元——这个数目，是市区一名普通餐馆年轻服务员工资的2倍左右，前提是餐馆包食宿。

黄庆玖说，在乡镇任职的20年时间里，他最初一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单位房里，每天数着日子过，很焦虑。后来遇到现在的妻子，住房条件有了一些改变，却也增加了很多开销。为了补贴家用，妻子后来去了一家纸板厂，工作环境恶劣，每月工资却只有700多元。

黄庆玖说，他的头发就是那些年掉光的。

2006年，他找亲戚借了些钱，在郊区买了套100平米的房子，总房款10多万，他选择5年按揭，每月还贷将近2000元。

这个数字曾让他喘不过气来。“当时想的是，趁孩子还小，不太需要钱，能过去就过去。生活嘛，总要逼一逼自己的。”

妻子随后去了市区一家酒店当服务员，每天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黄庆玖下班后要给孩子做饭，家务活也基本由他“承包”。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用黄自己的话说，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一丝光亮，毕竟，妻子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

如今，黄庆玖的儿子已经上初一了。黄庆玖说，这是个让父亲焦虑的时候，“现在学费不要钱，等过了这3年，毕业择校、上高中、考大学，哪个不是要死命花钱。”

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4万元，带头“大户包田”。

命运，似乎也在这个时候给了他“机会”。黄庆玖说，2012年3月份，他在石山脚乡的南山村、文屯村督促春耕生产，发现有不少农田处于抛荒状态，他觉得很可惜。

跟村里几个干部商量一番后，黄庆玖决定带头“大户包田”，把这些农田全都利用起来。

他踌躇满志。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黄庆玖和村里另外两个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从村民手里租到了200亩农田，用于制种和传统水稻种植。

这些田地，大多远离水利设施和乡间公路，地势不好，分布也零散。而要实现机械化大面积耕种，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土地要连片。

黄庆玖说，要从农民手里租到田，不是容易事，“农民们都有‘离乡不离田’的想法。”黄庆玖多次跟着村干部去说服村民，村民最终多半会被这个“领导”打动，黄庆玖便可以用其他零散的田换来相对集中的田。

在获得土地经营权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黄庆玖联系上了省内一家大型种业公司。按照公司惯例，黄庆玖免费获得种谷，收成后再将谷种卖给公司——这个，也让黄庆玖觉得满意。

黄庆玖投入了4万元，他说，这些钱都是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的。

彼时，黄庆玖还在石山脚乡乡政府任职。乡政府离农田只有2公里路程，黄庆玖有辆电动车，虽然工作忙碌，他还是经常抽时间下田。

2012年6月，零陵区各乡镇换届。零陵区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下到各乡镇摸底情况，像黄这样在同一个职位上担任了两届的，要么交流到其他乡镇担任职务，要么平调到区里，担任非领导职务。

黄庆玖选择了后者。为此，他还写了一份申请，理由是：“年龄已大，希望能换个环境工作”。

他说，“乡镇事情太多，压力很大，换到别的乡镇也是换汤不换药，可能当上正科级，但没几个人愿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公务员说，一个基层公务员，在岗位上做了很多年后，没有后台，没有突出的能力，一般很难再往上升。那些基层干部如何安置？最常规的做法，就是平级调到县里或区里，做份闲职直到退休，“也算是养老”。

而这，也正合乎黄庆玖本人的解读。他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区畜牧局报到的，因为“以后可以有更多时间照顾农田”。

今年有望赚12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工资的五六倍。

今年5月2日，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黄庆玖带着一支由25个村民组成的“插秧队”，浩浩荡荡地朝他的田地走去。

他下到田里，指导别人怎么把泥巴糊到田埂边上，以填好那些泥鳅钻出来的洞，不让田里的水流走。之后，又教一位村民怎么分辨母本四叶苗和五叶苗。折上岸头，他隔老远跟几个做工的妇女喊话，某块田要重新翻泥，太硬了播不了苗。

他确实有些忙。今年，他承包的田地变成了400亩。

他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从种子到入仓，一亩农田成本有谷种、插秧、机耕、收割、农药、化肥、田管、晒谷等费用，正常情况下这些开支约为每亩500元左右，一块亩产300公斤的水田，收成大概是600到700元，平均赚100多元；而用于制种（结出的稻谷不用于口粮，而是卖给种子公司）的水田，相对来说，成本和利润都要高，纯利润大概为每亩200到300元左右——理想状态下，100亩农田，如果全部用于制种，年利润可达到两三万元。

这也正是黄庆玖今年扩大生产的原因。算下来，400亩农田，可以赚得8万到12万元，加上政府补贴（零陵区为了鼓励种田大户，规定100亩以上大户奖励1万元，而据黄庆玖说，今年政策可能更加利好，400亩有望奖励4万元），最少也可以赚到12万元——这个数字，是黄庆玖目前工资年收入的5到6倍。

这个有着400亩农田种植经营权的人，身份却不是农民。即使下到农田，黄庆玖的左上衣口袋依然别着一个圆形工作牌，上面写着职务：零陵区畜牧水产局副主任科员。

种田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仿佛坐了趟人生的过山车。

此时，关于黄庆玖以公务员身份种田的质疑声开始传来。当记者再次见到黄庆玖时，他说，自己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没花在种田上。

5月10日，记者来到黄庆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零星堆着几份过期报纸和诸如《读者》之类的杂志。黄庆玖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壳日记本说，他最近都在研究十八大精神，每天都会抄上几页十八大报告，日记本现在已经被他抄了近100页。

电脑旁边比较显眼的地方，摆放了一个日历本，黄庆玖用黑色水笔在上面写了每天的工作日程，1月和2月都甚少标注，只在元旦和春节期间，写着寥寥几个字：制种、稻谷结账。

到了3月份，除去双休日，日历本上开始每天都有标注。不过，内容依然简单，有的只写了四个字：今天开会。

黄庆玖说，自己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他仿佛坐了一趟人生的过山车。“最初，是作为正面典型报道的嘛，我自己也吹了些牛，哪里晓得后来又说不能种田。”

“根本没赚10多万呢。”黄庆玖说，只赚了点汗水钱，两三万的样子，“当时觉得，大户包田，科学种植，是肯定可以赚钱的，哪里想到会这么不挣钱。”

的确，关于他的第一篇报道《副乡长辞职种田》，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网上引发热议，黄庆玖被看做是一个不恋官场、回归农田的非典型基层官员。

而后，关于身份的质疑随之而来。据称，黄庆玖还因此接到上级领导部门的电话，批评他“爱出风头，惹了麻烦。”

对于黄庆玖种田一事，零陵区组织部称，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作评价。“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黄庆玖说，妻子跟他吵架，骂他蠢，让他跟记者解释，他不是一个人种田，去年也没赚那么多钱。记者提出采访黄庆玖的妻子，被他婉言拒绝。

黄庆玖对记者说，他已经决定不再种田了。“今年投入的几万块钱，算是借给别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给我一点利息就可以了。”

他说，自己来自农村，考上大学不容易，是村里和父母的骄傲，如果因为种田丢了公务员的工作，会被村里人看成是“舍本逐末”的笑话。

黄庆玖说完这些，脸上显出更深的疲倦。他捶了捶脑袋，眼皮耷拉下来，缓慢地关掉电脑，打了卡，走出办公室。

“儿子回家了，要给他做晚饭。”他望着记者，似乎欲言又止。

不过很快，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钱，道别之后，坐上了正好赶来的公交车。

公务员种田，于法于情都说不过去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庆玖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务员法，而且在情理上同样说不过去，他这等于拿着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纳税人能同意吗？

公务员闲职太多，那就精简，国家和人民财政负担也不会这么重。现在的情况是，公务员考到了中央就一直在中央，考到了基层，就不太可能到中央。应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并进行从上到下的职务流动，让基层公务员也看到希望。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在中国很多乡镇，有两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是一些基层公务员通过参股委托他人办公司、企业等经商活动来谋利；二是官员通过自己的亲属、妻子、儿女等办公司或经商谋取私利。黄庆玖的情况虽然不是经商，也没有利用土地开企业开公司，但作为一个曾经分管农业、现在依然在相关单位谋职的公务员来说，利用农田从事生产并获得利益，本质上跟公务员经商并没有区别。

在情理上容易获得同情和理解

肖仁福（湖南作家，研究官场多年）：黄庆玖的情况虽然不容于法律，但是在情理上容易获得同情和理解。类似黄庆玖这种公务员从事副业的情况，在中国基层比较普遍，所以矛头不应对准个人甚至这种现象，而是制度，政府应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官员人浮于事？公务员种田或者类似的现象为什么存在？大致可以理解为，他要生存，他的家庭要生活。当他在一个单位不需要操太多心，甚至可做的工作很少时，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便会去寻找一些可能的“门路”。

杨波（学者，研究公务员制度改革）：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首先，基层公务员中很多职位的设置属于鸡肋，甚至成为摆设，基本没有很多事情做，加上待遇偏低，升职无望，这几乎已经构成了基层公务员另谋“钱”途的主要原因。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缺乏监督，这也间接促成了基层公务员在编不在岗、吃空饷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