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感促使我们利用器物、建筑、墓葬寻找民族集体记忆
在世界诸民族中，中华民族可能是最具历史感的民族。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情感寄寓和记忆回溯的对象，而且“述往事，思来者”，为后世提供永恒的价值规范和鉴戒。但是历史作为一种过往，它必须有所凭依，才能成为后人感知和追怀的对象。
这样，一件器物、一座建筑或墓葬，其价值就在于以直观的形式彰显了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人和事，使这些已逝的人物或事件在当代找到不可动摇的凭附物。在诸多的历史人物中，只有那些做出杰出贡献并因此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首选。这样，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古迹或器具，总会被赋予更高的价值。
当代人对历史古迹或名人故里的争夺，虽然最终涉及经济利益问题，但在根基处，它试图占有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这段记忆所对应的古迹如果正好存留于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或那片乡村，那么我们就会因与名人“同乡”而充满自豪。[详细]
地方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或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出现一种文化焦虑。它可能发现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不够深厚、文化色彩不够浓厚，成了其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经济繁荣以后，人们很容易要求地方上有一种文化上的说法、文化上的发展。这时，当地的文化渊源、文化古迹，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的东西都会被刻意凸显出来。
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热情本身也是应该肯定的。真正有历史文化生活积淀的城市，用这种方式来整合资源还是有必要的。但生拉硬拽、牵强附会地与历史名人或历史事件套上关系，反而会欲速则不达。[详细]
从一个“牛郎织女”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一个“梁祝故里”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如今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近年来，文化遗产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在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详细]
由于人们对文化敬畏正渐渐缺失，现在使得社会上对待文化的态度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牺牲文化，发展经济。比如江苏镇江在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宋元粮仓上面建楼盘。另一个就是“仿制文化”的火爆。比如河北正定为"申遗"欲投150亿恢复古城风貌，连省道夜为此被迫改道。
同无聊的“故里之争”一样，这些举动不管外表看起来如何光鲜但实际上对文化保护都是毫无益处的。短期的热闹之后，最终会繁华落尽。试想，一个民族心中如果没有对文化的敬畏，那会是多么可怕？[详细]
据《新华社》报道，耗资巨大的河南汝南“梁祝故里”如今一片荒凉，热热闹闹的山西娄烦“孙大圣故里”折腾了两年只建成了一座接待中心。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地方，曾经争得面红耳赤的“名人故里”，建设过程却是虎头蛇尾。
“文化来搭台，经济来唱戏”这种新经济复兴模式，曾经让全国各个城市都彻底的火了一把。名人故乡“口水战”曾经不绝于耳，让舆论界好不热闹。如果名人曾经住过此地，写了首小诗，你就宣称此地是你家名人住过，也难免对客人太不见外了。而且仅仅是依靠一些单独的文化景点，难免会收到实效，就此湮没，常常也不为人所知了。
一两个景点肯定得不到赚到游人眼光中的价值，像最近的“梁祝故里徒留景观树，孙大圣故里只有接待处”，这个“半拉子”工程，看到就让人想哭又想笑。[详细]
其实，欧洲争名人的风气也很严重：歌德有不止两个故乡，马克思也有三个。在瑞典，甚至有30多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等招牌。但是，大部分故居几乎都保持原有的简朴风格，传达出的精神气质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不在于“争”，而在于怎么看待名人。
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的发展进程中，文物保护与各方利益屡屡发生冲突。一方面，大批文化、文物遗产遭遇“商业入侵”和“强拆”毁坏，频频消失；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又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下，造出一批又一批仿古假文化。这些都暴露了文物保护的现实难题。在现代城市，还有多少文物遗址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古国的见证？我们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