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白溪村相隔的山上，还遗存着青石铺砌的小路。 肖文辉 摄

　　家族兴衰：

　　社会动荡、赋税加重，原本富裕的家族也要靠高息借款来举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聚会

　　1919年，账本分明记载3次收租谷共26担5斗，可汇总实收为22担4斗。1920年分4次收租谷23担1斗，可汇总实收为21担4斗。那么，1919年少去的2担1斗谷和1920年少去的1担7斗谷去了哪里？如果作为赋税上缴了，那其税率约为8%。

　　两册账本上都贴有多枚票额为1分和2分的“中华民国印花税票”。税票上有“湘税三”字样，中间有图案，其中，1分的税票为朱红色，2分的税票为墨绿色。在税票两边盖有“公押”字样，正中盖有一枚内容为“浏东得人团代查验”字样的椭圆形章。“经过‘文革’的风波后，湖南地区留存下来的民国富裕人家的账本已经少之又少，像这样贴有民国税票的账本就更少见了。”

　　成洋分析，这个“得人团”应该是当时农村税务最基层的机构，“印花税票的票额是指查验时的费用，并不代表交了多少税”。 根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记载，民国期间，湖南农村的赋税包括田赋、契税、牙税(营业税)、屠宰税、产销税、印花税和盐税等17种。“从这些税种来看，1919年和1920年‘选公当簿’账本上记载少去的谷应该是交了税。”

　　1932至1935年，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同样，“选公当簿”在1936年后所记载的钱款不再称为“串、文”，而是“元、角、分”。

　　不过，这之后的赋税节节上涨，其中，1937年分5次收租26担7斗谷，可汇总实收为22担7斗谷；1938年，日军大举南下进攻长沙，由于地处偏僻的连云山深处，该家族收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是年分5次收租26担5斗谷，但汇总实收却为21担7斗谷。仅仅一年的时间，土地赋税由15%上涨到18%左右。同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时有土匪出没。

　　社会动荡，人心不古，这对靠诚信维持的民间借贷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38年至1948年，该家族每年的放贷业务不但只是寥寥几笔，而且每笔放贷的钱款数量明显减少，有的甚至只有“2元3角”。同时，账本显示，家族经营也出现了危机，几乎每况愈下，不得不以高息四处借款来“砌石堪和修路”，甚至就连一年一度的清明家族聚会和维修房屋也要靠借款或者变卖家产解决。

　　记者通过寻访发现，原来民国老账本“选公当簿”的“簿主”家族姓蔺，其民国后期的族长叫蔺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