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双双跑路东莞拾荒姐弟“背牌”街头寻亲(图)姐姐12岁,弟弟10岁,本该上学的姐弟俩,因为父母的双双跑路,不得不流浪街头寻找双亲

  图/文 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为了寻找久无音讯的父母,拾荒少年在自己背上粘贴纸牌,变身一个流动的“寻人启事”牌(见上图)。这是近日在东莞虎门“上演”的令人心酸的一幕。寻亲的是姐弟俩,姐姐只有12岁,弟弟则只有10岁。

  本该是上学年龄的姐弟俩,为何上演街头寻亲呢?原来,2009年中秋节后,妈妈黄丽英先行“跑路”,2012年年中,爸爸张日军把姐弟俩丢给年老的亲戚后,也一走了之。姐弟俩不得不辍学,拾荒度日。

  面对“跑路”的父母,姐弟俩能做的只有街头寻亲。

  寻父

  东莞虎门镇银龙路,有一个童装批发市场。张友婷、张海峰姐弟俩,在周边捡瓶子、纸壳已经一年多。11月28日,如常在街头拾荒的张海峰,却引起了路人的瞩目,这是因为他的背上贴了一大张的纸——上面写着“寻爸妈启示”(注:应为“启事”)。

  启事上写道:“广西黄利(注:应为‘丽’)英于2009年在佛山出走至今未回,湖南永州宁远冷水新张家张日军于2012年在佛山出走至今未回, 现在两个孩子无人管,乞讨为生。女儿张友婷12岁,儿子张海峰10岁,都没有读书,你们要回来带好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不回来管,那我就将你们告上法院, 到时候你们就麻烦了。”

  在背上贴启事,系张海峰舅奶奶刘珍(化名)的主意。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2012年8月,外甥张日军承诺每月给600元生活费,把两个孩子寄养 在她这,但一次性给了1200元后,就再也没给过。“最近一次跟他联络上还是去年10月,之后打他电话永远都是通话中,三个月前电话干脆过期了,跟他彻底 断了联系。”

  刘珍说,外甥张日军以前一直在佛山打工,但自己多次去佛山找他,却一直没找到。“亲戚们甚至孩子姑姑,都不知道孩子爸爸在哪。”刘珍托人打印了几十张寻人启事,张贴在外甥此前出租屋周边人流旺的地段,但还是没找到。

  这不是张日军第一次“跑路”。“2009年,他老婆跑了,然后隔了半年,他自己把摩托车卖了,也跑路了,把两个孩子丢在佛山,那时一个8岁、一 个6岁。”刘珍说,张日军一个人跑到浙江,把孩子丢给18岁不到的妹妹,后来因为张海峰跟人打架,受了伤,引起媒体介入,张日军才回到佛山照顾孩子。

  黑户

  张友婷今年5月刚满12岁,张海峰则比姐姐小两岁,今年9月满10岁。2000年,17岁的湖南小伙张日军,在佛山狮山打工时,认识了15岁的 广西姑娘黄丽英,随后两人决定“结婚”。刘珍(化名)告诉记者,家里人都反对,认为两个孩子都太小,起码要等22、23岁再结婚,但两个人都不听,偷偷在 一起了。

  隔了两年,17岁的黄丽英生下了一个女儿;两年后,又生下了一个儿子。“两个人‘结婚’后,男的没去过女方家,女的也没去过男方家。”刘珍说, 两个都不够年纪就‘结婚’,‘结婚’就生小孩,生出来就不管。因为非法结婚,违法政策,所以俩孩子没上户口,一直是“黑户”。“上户口要罚款,没钱怎么 上?”

  2009年,黄丽英扔下两个孩子,不见了。张友婷说:“我妈妈是跟别人跑了。”据了解,张日军与黄丽英此前感情一直很好,后来黄丽英到一间酒店 做事,到2009年两人感情急转直下。当年中秋节,跑路后的黄丽英,给张日军发了一条短信,说她怀了别人的孩子,以后不再回来了。起初,张日军到处寻找妻 子,但一直未果。

  2010年3月,张日军也“跑路”,把孩子丢给18岁不到的妹妹张瑕(化名),半年多后才回来,但对两个孩子照顾也很不周。张友婷说,爸爸有一 次5天没回家,就给了他们20元买菜吃,结果姐弟俩饿得不行,全靠邻居施舍度日。刘珍说:“外甥不太长进,有一分钱都用光,也不太管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因为长期营养跟不上,发育不良,身高、体重、骨骼都不及同龄人的水平。

  辍学

  2010年3月,在老婆黄丽英跑路后,张日军也不见了踪影,结果正在佛山塘头小学上一年级的张友婷,不得不辍学。弟弟张海峰到了入学年龄,也一直也没上学。虽然张日军后来找回来了,但一直没有给姐弟俩上学。

  2012年,刘珍到佛山喝喜酒,看到俩个小孩这么大了,都没读过书,便要求外甥给孩子们读书。“我当时说,孩子不培养,以后出去打工,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办?坐公交车都不知道到站。”张日军本身就只读到2年级,然后辍学出来打工。

  当时,刘珍觉得孩子得管教,答应帮忙照顾俩孩子。张日军也同意,把孩子送到刘珍打工的东莞虎门读书,学费他负责交,吃住则在刘珍家。“俩孩子每 个月给600元生活费,张日军答应得好好的。”刘珍说,张日军打工一个月挣4000多元,稍微省点不至于孩子们读不起书,但张日军在给了两个月生活费后, 就玩起了“失踪”。

  去年春节后,因为找不到张日军交学费,俩孩子又不得不辍学。“在东莞这里,我实在负担不起。一个学期两个人就3000多,我哪里有这么多钱。我搞清洁,才1200元一个月。”刘珍今年60岁,有风湿病,而老伴有糖尿病,还得供自己两个孩子上大学。

  因为在湖南老家上学便宜,今年过年后,她把俩孩子送回老家,并托一个亲戚照看。结果交了300多元书本费后,却只读了一个多月,亲戚就让刘珍接 回东莞。“孩子在老家不听话,凉也不冲,衣服也不洗,脏了就丢出去,并且饭也不煮,别人给一点就吃,不给就不吃。”刘珍说,他们不听话,她也没办法,今年 清明节后接到东莞就又没读书了。

  现在,张友婷、张海峰姐弟俩辍学在家,有时跟着刘珍外出拾荒,有时则单独出去拾荒。“服装批发市场的老板,看姐弟俩可怜,给了好几套衣服,所以不缺穿,也不会饿着。”刘珍说:“但不单是吃穿问题呀,还是要培养他们,要他们认几个字。”

  说起外甥,刘珍很是气愤,“现在就想找他回来,让他对孩子负责。”她曾在佛山当地派出所报警,希望警方去抓他。“我拿着他的照片,放在派出所,希望民警看到,帮我抓他,他们又说没看到,不愿帮我找。”

  没有办法,她就让张海峰把寻人启事贴身上,希望有人发到网上,能被张日军看到。

  面对父母的跑路,张友婷、张海峰姐弟俩目前能做的——只有寻找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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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弟境遇折射救济尴尬

  张友婷姐弟俩的境遇,折射出儿童遇到困境时的权利救济尴尬。

  1959年,联合国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和优先原则。1989年,联合国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重申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应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首要考虑。”1990年中国在该公约上签字,1992年4月2日正式对中国生效。

  为了保护儿童的权利,更好地履行公约的责任,中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强调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受教育权、被保护权等。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众多针对儿童的法律法规,如《收养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

  但是,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王琪曾撰文道,这些法律大多是规范性和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操作化的处罚标准、实施方式和实施部门,结果“导致儿 童保护处于虚化的境地。”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海航也说,与世界各国儿童福利制度相比,当代中国的儿童福利保障尚未形成系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