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故乡为异客”——

　　“候鸟”的高考

　　编者按

　　“身在故乡为异客。”这是高考“候鸟”们的切身感受。离开熟悉的他乡，回到陌生的故乡，去参加一场或许会决定一生命运的考试，个中滋味，或许只有这些正处于心理敏感期的十几岁的孩子知晓。

　　走近这些“候鸟”个体，其实不难理解他们的心理轨迹：自小跟随父母在打工地长大，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朋友圈子其实早已将“他乡当故乡”，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家乡参加高考，或许他们从情感到心理都是抵触的。

　　好在政策已经松动。近期以来，山东、安徽、广东等部分省份表示将对异地高考制度“试水破冰”，这对高考“候鸟”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城市的繁华像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却不现实”

　　“多么梦想留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可当我临近毕业时发现，甚至不能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一起高考时，我顿时觉得，原来城市的繁华就像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却不现实。”18岁的王思兴一边翻着历史书，一边告诉记者。转学回乡参加高考，他近半年来就租住在这间20平方米的小黑屋里，楼下是嘈杂的火锅店。

　　1994年初，王思兴的爸爸妈妈从家乡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县远赴广西桂林打工，随后，他和弟弟在漓江之畔出生。随着小哥俩在桂林一天天地长大，家庭的生活开销也一天天在增长，从王思兴记事起，他就几乎很少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家停留，因为他太忙了。

　　王思兴对故乡的记忆非常模糊，只知道这是一个和桂林一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今年2月份，王思兴和很多农民工子女一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回到父亲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最终，他转回到故乡的兴仁县二中，开始了独自一人参加高考的生涯。因为忙，他的父母没法回到家乡陪他。

　　6月1日晚7点，王思兴轻轻推开房门，来到过道上的灶台，轻轻生起了火。水很快烧开了，翻腾着气泡，王思兴有些不耐烦地扯开方便面的包装，“哗啦”一下倒进锅里。因为吃不惯辣椒，他已经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方便面。几分钟后，锅里的方便面煮好了，他面无表情地把面倒进碗里，起身回到房间。

　　“砰”地一声，王思兴把门使劲一关，整个过道传来一声巨响，这声音甚至吓到了楼下的火锅店食客。

　　回到房间后，王思兴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因为害怕碰见陌生的新同学，他在班上表现得极为沉默。晚上自习结束后，他就闷在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打上一通宵的游戏，第二天在课堂上趴着睡一会。他的父母在电话里也尽量不提高考的事情，只是鼓励他好好看书。

　　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陌生感，王思兴还隐约感受到了新同学对他的“敌意”。他在桂林上学时成绩算中上游，转回老家上学后，三次摸底考试下来，他都稳居高三全年级前60名，这意味着只要高考发挥正常，他起码能上一所二类本科院校。有些同学悄悄说他是“高考移民”，来抢占本地学生的升学名额。

　　“桂林到贵州兴仁县，相隔1000多里地的距离，我如今是身在故乡为异客。赶紧考，管它能上什么学校，考完走人，我再也不想呆在这里，我要回桂林家里。”王思兴咽了一大口面，可能是心急呛着了，他捂住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看到大儿子的状况，我以后哪里也不去了”

　　今年4月份，为了大儿子乔郎的高考，乔山艺决定从务工地深圳举家搬回到故乡贵阳花溪区。

　　下午5点多，其他同学放学回家后，乔郎打开数学书，补课老师正准备为他和其他几个孩子“开小灶”。乔山艺这时刚好从贵开路挤上一辆公交车，他要出去谈业务。在巷口，乔郎的母亲大声为自己的菜摊招揽顾客：“没削皮的土豆1.5元1斤，削了皮的1.8元1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乔郎的父母就开始出门打工。五年前，他们把孩子从贵阳接去，安顿在广州一所民办学校，“孩子离得近，方便照顾。”因为收入不佳，2009年，他们又到深圳一家鞋厂去工作，儿子随他们转了过去。

　　从四川内江、广州到深圳，再辗转回到家乡贵阳，不断的迁徙，乔郎的学业也因此“支离破碎”。记忆里，他的理科成绩基本没上过90分，最好的是地理，能考个80分左右。为了儿子的前程，去年岁末，乔山艺决定返乡。“贵州的分数要略低一些，或许还能有个奇迹吧。”乔山艺带着些许期望。

　　为了尽快提高儿子的理科成绩，乔山艺为乔郎报了一个考前强化辅导班，把老师请到家里，和邻居的几个孩子一起补习。看着满篇函数公式，乔郎听得有些脑袋发晕，他趴在桌子上走了神。“啪”，老师一个粉笔头丢了过来，乔郎缩了下脑袋，又装模作样听起了课。

　　“我讲的这些很可能是要考到的，你们要认真听，要不然怎么对得起父母？”老师冷冷丢下一句话，继续讲课。

　　半小时后，老师讲完了，并布置了作业，要求明天必须做完。乔郎等老师出了家门，就兴奋地跳了起来，他偷偷扯住另外一个孩子，小声说：“明天的作业借我，谢啦。”然后，他就一溜烟消失在门外，赶去巷口帮母亲卖菜。

　　回到贵阳后，乔郎觉得自己的学习压力大了许多。“我实在看不懂，教材也不一样，咋整？不如不学了，做点实际的事情。”乔郎自己打算，能考个高职学校就不错了，“现在高职好上，我准备认真学门技术，考了本科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在深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去电子批发市场，跟人学进货、发货。

　　“看到大儿子的状况，我以后哪里也不去了。”对乔郎既内疚又生气的乔山艺准备一直留在贵阳谋生，直到让二儿子读完高中。

　　“异地高考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2011年7月，教育部针对异地高考表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比如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纳税等，一旦符合条件并已经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习，那么这些随迁子女就有权利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但对收入微薄、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家长(微博)来说，这无疑更像是一个“画饼”。更多的农民工家长难以符合条件，他们的子女，也只能成为为高考而迁徙的“候鸟”。

　　异地高考带来的弊端不言自明。近期，山东、安徽、广东等省份纷纷表示，力争在2014年左右实现“异地高考”。

　　但担忧依然如影随形。“可能导致高考移民和‘恶意打工现象’，也就是父母为了孩子读书、考试，到教育不发达地区工作，挤占当地稀缺的教育资源，导致新的不公平。”一名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不少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纷纷以迁户口、开假证明等方式，向落后地区“移民”，挤占了当地稀缺的高考升学资源。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陈祖君指出，早在2005年，国家就加强了对高考移民的整治，进一步强化了户籍、学籍制度，对高考报名采取“学籍、户籍”双认定原则，这加大了“移民”难度，短时间内遏制了高考移民。不过其反作用很快显现，一些有学籍、无户籍的随迁子女，也丧失了在栖身地高考的机会。

　　陈祖君认为，“异地高考”破解的难点，涉及到户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权这两个需要全国通盘解决的问题。探索“异地高考”与破解“高考移民”，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异地高考还应该与高考改革结合起来，现行的高校自主招生，还与统一高考联系在一起，而统一高考要求‘户籍+学籍’相结合的报名制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真正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打破集中录取。”陈祖君认为。(记者 李丰 赵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