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微信又放大招虐狗了！情人节，微信很识趣地将一对一红包额度，由最高200元提高到520元，湘纪君的朋友圈已被强行塞满狗粮。
爱人之间发个红包送送礼物，这很正常，可有些党员干部收受的红包却变了味、走了样……
案例1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1万元以下的红包，送来就收”“我自己在收受钱物上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李亿龙在忏悔中如是说。
据其自述，其自定标准收受红包礼金，对下属礼金在1万元以下的没有节制，送来就收；送1-2万元的选择性收取。导致送礼成风，败坏了党风政风。
案例2 株洲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清纯：“红包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第一次收到老板的“拜年”红包1万元，谢清纯自称“折腾了半宿”，收下担心以后会出事，退了又不甘。最终还是挡不住诱惑，尝到了权力的“甜头”。
“我总认为红包礼金这个东西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个小节问题。”据谢清纯交代，2002年至2014年，其在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节日前后，共收受171人所送的礼金，而且党的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案例3 常德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卢武福：“我就像是酒吧里的收银员”2016年6月，调查人员进入卢武福办公室检查，发现其保险柜里尚有74个红包、信封，内有现金总计33万余元，另有购物卡、纪念邮册、银币等。
“坐在办公室里，我就像是酒吧里的收银员，嘴里打着哈哈，眼睛盯着红包，伸手出去不是握手，而是接钱，想起来很可悲。”据卢武福交代，自2002年以来，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他共收受300多人次的礼金。
案例4 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送钱人哪次没来，我还等着呢”胡铁辉就是败在红包礼金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败在哪里呢？就是过年过节，包括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期间收受红包现金，以及父亲生日、女儿结婚等收钱。那些人说是朋友啊，送个红包，送个烟酒钱，自己没有那么防范。结果你会成为他的‘摇钱树’，他就成了你的‘小金库’。”据其自述，“如果哪次送钱的老板没来，我还等着呢！”执纪者说有些人送礼变得非常“讲究”
一位从事多年纪检工作的干部透露，现在有些人送礼变得非常“讲究”，不去领导的家里或办公室，而是约一个人少隐蔽之处，开车碰头，几分钟便完成送礼。
随着网购的发达，有人直接网上下单，贵重物品或大额消费卡便会快递至领导家中。更有甚者，网上电子礼券、电子红包、电子消费券等也成了时髦的新礼品。
这些送礼的形式虽然变了，但本质并没有变。面对新问题、新手法，纪检监察机关要改进监督方式、调整监督策略、完善监督机制来彻底扼杀节日收礼送礼的不正之风。
热评：变异的红包再小也藏“祸心”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鸡年春节刚过，亲朋好友间送个百八十元的红包，讨个吉利，自在情理之中。但现在一些官员年节收受的红包走了样、变了味，里面暗藏玄机，装的钱数动辄上万。
他们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违规收受红包，掩盖钱权交易的本质。而且，一旦打开自我放纵的缺口，微腐败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害。梳理近年来一些落马官员的贪腐行径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违规收受红包开始的。从最初的一个年节小红包，到后来直接收受大额钱财，在“温水效应”中难以自拔，进而蜕变成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
“一直都觉得这是正常的礼尚往来，没有警觉，后来就变得麻木了，觉得像人情世故一样。”这是乐昌市委原书记李维员落马后的忏悔，而这也是大多数贪腐分子的感受。
违规收受红包，往往是迈向腐败深渊的第一步。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把纠正“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要密切关注新动向，不断采取新招数，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我们要看到，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送礼行贿的手段也不断“升级”。如今，“手指一点，红包到手”，通过微信和QQ等网络支付手段，红包交易瞬间就能完成，不仅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极大便利，更给监督、举报增加了难度。
对治理变异红包而言，不仅要坚持严查严打、警钟长鸣，更要注重创新举措，用好“互联网+”，不断适应治理变异红包问题的实践需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变异红包歪风，积习甚深。
春节刚过，治理“四风”须臾不可放松，各级纪委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不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改进和创新监督形式，利用科技手段炼就“火眼金睛”，及时甄别、发现隐蔽的变异红包新变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实现变异红包治理常态化，真正让变异红包歪风无处藏身。变异的红包再小也是红线。
越是年节这样的时间节点，广大党员干部越要把好廉洁关，在人情往来的小事上明辨是非，认清变异的红包里面包的是“祸心”，切莫抱有侥幸心理，触碰纪律红线。（顾芸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