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某事的简单之极，广州人会撇着嘴这样说：“简直是易过食菜！”的确，这年头吃菜早就算不上甚么了，根本就不值一提。不过，如果一定要把吃菜这件事变成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可，除非你吃的不是“家菜”，而是野菜。

　　人类对于绝大多数“在野”的东西都怀有极其相似的兴趣，野菜亦不例外。基本上，野菜的受到欢迎乃基于以下这三个理由：日趋严重的工业污染使人们对“家菜”失去信心，应该算是“礼失求诸野”在饮食上的体现；二，吃了几千年“家菜”，再吃也吃不出什么新滋味和新花样来，换换口味，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家菜”哪有野菜香？再怎么说，这也算是“千年之痒”；三，据说野菜有保健和治疗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总是离不开防癌和美容这两大要项。

　　一般来讲，把野菜“像食菜那么食”的大规模进食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不出两种情况：第一，饥荒；第二，赌气。每遇饥荒，哀鸿遍野，灾民们但求裹腹，别说是有汁有叶的绿色野菜，就是树皮也得无怨无悔地咽到肚子里去。除了饥荒之外，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亦是一种习惯性的“救荒本草”。虽然也能活命(当然也有不少饥民因吃了有毒野菜后而毙命 )，终究是活得“面有菜色”，总而言之，那只是一种不得已而食之的权宜之菜。

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是传统意义上抱节守志“有型格”的典范

　　吃野菜，不是极“有型”，就是很“失格”。前者，指的就是著名的伯夷和叔齐这哥俩。为了和周武王赌气，不但发了誓不食周粟，而且一气之下跑到山里躲了起来。躲起来以后“吃啥哟”？既然做了“野人”，当然得吃些野菜，于是靠山吃山，采薇而食，并做<<采薇歌>>为进食之背景音乐。薇是什么？<<尔雅>>说那东西就是蕨，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饭馆里经常吃到的所谓“野生蕨菜”，通常是凉拌。历来也有人坚持薇是薇，蕨是蕨，不过，这些考证都是基于首阳二老的忠贞程度，与吃食无关，对于我等来说，管它是蕨是薇，“野”的就好。

　　当然，包括蕨、荠、鱼腥草、香椿及马兰头在内的有一些野菜还是可以吃的，最起码并不难吃，不过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得已者”则偶尔一尝不妨，至于用搞运动的方式去吃野菜，甚至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到郊外或公园的草地里去DIY，未免就有些做作了。

　　这种风俗过去也是有的，事见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齐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李羞繁华。’……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至于“失格”的行为，就是因为饥荒。以南京为例：中国每一个城市无疑都有各自的草根食品，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像南京人这样“草根”到如此地酷爱野菜。听听这些本地民谚：“三天不吃青，两眼冒火星”、“南京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 、“南京人，不识好，一口白饭一口草”。南京人对野菜的依赖，不亚于老火汤之于广东人。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被南京人吃掉的野菜，大约有个15吨上下。

　　每年春天，南京全城就会准时地陷入到一场年度的野菜狂热之中。南京人吃野菜讲究“七头一脑”，即荠菜头、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苜蓿头、小蒜头、豌豆头和菊花脑。外地较为少见的“菊花脑”， 是一种菊科菊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又称“菊花涝”或“菊花劳”或“菊花挠”，虽然南京人讲话“n”“l”不分，但为什么是“脑”，菊花也有脑？本地人也摸不着头脑。就这么“七头一脑”地吃了几百年，大前年的春天，终于给我吃到了一道集野菜于大成的新菜，在“七头”里取荠菜头、马兰头、枸杞头，“一脑”中的菊花脑，揉成高尔夫球大小的团子，裹生粉、鸡蛋过一下油，其薄如天妇罗，碧绿生翠，尤能见野菜形成的沟回—各位观众，这道菜的名字就叫做“头脑风暴”！

时尚

　　南京人爱野菜，并不是为了“草根”而“草根”，我相信此传统与南京的古城墙有关。在“高筑墙，广积粮”的既定方针下，明太祖奴役百万民工，把南京的城墙建得史上超高超厚：高度12至24米、底宽8至27米、顶宽3至18米。冷兵器时代，把城墙弄成这样，基本上就是在考验一切企图破城者的耐心，当然，也导致了历史上每一次耗时超长的围城，久攻不下，只能围起来再说。但围城不是围观，时间一久，分分钟要搞出人命的，斗的就是谁比谁先饿死。虽不知与“高筑墙”并举的“广积粮”是怎么个积法，不过每次围城围到一定时候，坚守在南京城里的居民就不得不以野菜度日。被围得多了，吃野菜自然也就内化为一种饮食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