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政治家、“清朝最优秀学者”梁启超的育儿经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清末民初动荡社会，时势造英雄造出一批批时代征服者，他们承古启今、继往开来，为世人留下一抹浓重的传奇色彩。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翘楚人物，中国政治革命家、思想家，其匡扶天下、济世救民的事迹广为人知，推动近代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同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梁氏一家可谓人才济济，除了英年早逝的梁思忠和生下不久即夭折的“小白鼻”外，梁启超八位子女全部成才，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分别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门三院士，父子九专家”的传奇家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启超，是中国不折不扣的大教育家，家族人才辈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梁启超那科学而独到的教育观，对于当今中国教育，又有哪些启示呢？
幼教为本，家教为根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此段摘录于梁启超散文《少年中国说》，笔墨极力赞颂少年的朝气蓬勃，示意少年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梁启超认为，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早期教育，更是根本中的根本。梁启超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对于早期教育，甚至说孩子的幼教，梁启超十分重视，并认为这是关系到个人一生成败的大事，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
现今存有梁启超写给的孩子们的家书多达400余封，即便是四处奔走、繁务缠身，梁启超依旧不忘对子女的教育和指引。“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像这样十二分热烈的父爱深情，无不充盈于一封封家书当中。对子女教育，梁启超精心把握每个人的特点与个性，因材施教，无论是生活、学业，甚至情感与爱情，既有理性的方向指引，更有感性的温情细腻。
梁启超的家教并非单一思想，而是兼容并蓄，集传统儒家、墨家、道家等各家之长，以培养一个人格完善、健全的人。在他的家书中，梁启超时常说道“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经常以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鼓励孩子们敢于接受困苦磨练，锻炼人格。反观中国现代教育，怎一个“溺爱”了得？
中国的家长对待孩子总少不了一种权威，对孩子的控制欲免不了要树立家长的威信，让孩子服从、听命于自己。也正因如此，家长难以走进孩子内心深处，交流也停留于表面，没有深入情感交流。一贯以严肃、不苟言笑的形象，又怎会像梁启超那样说得出“十二分热烈的爱情”的言语呢？心理隔阂自然形成。
另一方面，缺失教育、溺爱又是家长的问题所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乐于将己有的最好部分给予孩子，不忍其受苦受累。溺爱已是当今家庭教育的老话题，却又有多少父母能做到像梁启超般谆谆教导孩子要多吃苦，多磨练？
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与现代教育有很大差别的是，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重点不在于众多科目知识的灌输，而是更强调立志和做人，这是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内容。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更着重于人格的培养，并以自身行为为子女树立榜样，而非说一套做一套。
梁启超时常教育子女，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能力。他曾在给思顺的书信中提到：“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梁启超曾在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中做过官，但梁的一生主要还是依靠稿费来维持生计。梁启超对思顺说：“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确实，官场上发财道路比比皆是，然而梁启超却“不欲”。梁启超时常告诫自己要在磨练意志上下功夫，不使自己沦为欲望的奴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梁启超教育子女最有力的手段。
除了读书，梁家教育还着重于环境的影响，以亲身经历、切身感受达到教育的目的。梁启超重视历史遗迹、人文环境、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的教育功能，对子女的教育也从生动的户外教育中予以无形影响。
反观当今中国教育，政策体制引导着青年人只追求科学知识，却忽略了对自身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塑造。所学所思，只为学位，只为学分，只为博得一纸文凭而得众人认可，急功近利忽略了长远追求。一言蔽之，只为做事，不为做人。回望一个世纪前的梁启超，其开放思想、先知先觉的教育观让后人不免惭愧。
趣味主义，求知有方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梁启超主张做人和做学问都要有趣味主义。对于次女梁思庄的学业选择，梁启超考虑到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便建议思庄学这门专业，而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她也选择了生物学。然而，当梁启超得知女儿并不喜欢时，急忙写信说：“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梁启超一向主张“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
梁启超推崇做学问和求学求知要有方法论。梁启超说：“眼光异常敏锐，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得问，一般人看来不成问题的，自己可以发生问题，能够发生问题，即做学问的起点；若凡事不成问题，那便无学问可言了。读书亦是做学问的一方面，所有发明创造，皆由发生问题得来。”在教育和求学方面，梁启超讲究实际而有效，注重切实方式，而非如今处处流行的成功学和心灵鸡汤。
可惜的是，纵观当今教育界、培训业鱼龙混杂，有些观念还不如一个世纪之前的古人。当下最为火热的成功学、励志学、心灵启迪等教育培训，迎合了许多人寻求捷径、快速成功的迫切心态，以“打鸡血”、“激励”方式为主要内容，美名曰“挖掘潜能”、“释放激情”等。典型如针对销售的培训，挖掘销售人员的热情，诸如每天对着镜子说“我是最棒的”，或如每次面对客户均以极大的热情推销等。销售需对产品、对人、对需求等不同因素考虑，况且对不同性格的客户又应采取不同方式，又岂是单凭一人的热血激情所能取胜？倒不如梁启超切实的因材施教，注重方法而非一味激励。
梁启超还根据自己切身感受，启发他人。“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而实有诸己。”
然而，今人做学问，有多少人能够耐得住“熬”与“炖”？又有多少人是根据亲身经历来教育他人？火热如商学院或MBA课程，极大的需求使此类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各大专家学者、精英领袖可谓各显神通。然而，狂热的背后我们更需冷静思考，讲得人资质如何？讲的内容质量又如何？中国企业史不过三十来年，现代商业文明又比西方起步慢一个多世纪，传授与学习是否当真匹配？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所讲所教是亲身经历，还是说只是“文字搬运”，不得不静思而察觉。当然，教育界亦非天下乌鸦一般黑，清末虽崇八股文，却也有如梁启超般“开眼看世界”的高人，现今中国教育业亦有真材实料。北方如长江商学院，南方如井田商学院，又如中欧商学院等翘楚，授课之人多商界实战领袖，亦追求方法论，从实际问题出发，经得起打磨与推敲，斩断了马云戏谑的“MBA中毒倾向”，倒是多了几分一线干货，少了几分空洞忽悠。教育业倘若多类似“南井田、北长江”机构，切实育人，扎实学问，又何惧梁启超大呼“教育衰，则国衰；教育亡，则国亡”的警世恒言？
教育兴，则国兴。梁启超的教育观在现今社会，无论从子女教育，还是个人学习；无论是校园领域，还是商界科学，都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不可低估前人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