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论及今天的评委或者导师，是有多么受瞩目的，不妨先来看看就在两年前，传统“选秀”是如何死掉的。

　　2011年早春的某天，我被带到北京郊外八大处一个破败的录影棚里，不只我一个，还有全国十几家媒体和一帮如雷贯耳的乐评人。我们去参加某个三线卫视选秀节目的录制。演播厅尚在做着最后的彩排，寒冷的空气里，导演组的一个姑娘塞给我们人手一张A4纸，上面写着每一名选手表演完成后，你应该选yes还是no，“拜托各位老师了！”姑娘用软绵绵的语气要求。我和一个有名的“娱评人”交换了一下手里的纸，“剧本”竟然还不一样。

　　“如果记错了怎么办？”终于，人群里有人问道。

　　“没关系，评委席的桌子下边有一张相同的纸。”

　　在后台，记者们见到了那几年活跃于各个选秀节目的台湾评委和一个女选手，他们开着玩笑，气氛欢快，几个乐评人和台湾评委互相熟悉，很快加入了交谈。抽了几支烟，女选手爽快地承认，她已经签约电视台，因而被内定为冠军。

　　几十分钟后，面对摄像机镜头，台湾评委开始吐槽冠军，而另两名评委奋起反击，在他们吵了一轮后，主持人要求媒体评委做出选择――台子下面，果然还有一份“剧本”……在回去的路上，心情忐忑的我问那位资深的娱评人，电视台这么搞难道从来没出过差错么，万一有人不按照剧本选怎么办？他想了想，“还是有的”，曾经有人不小心领会错了电视台的意愿，在录制时拼命挤掉了电视台想要留下的歌手。“结果呢？”

　　“结果啊，他没拿到那场的劳务费。”

　　这是2011年，传统的“选秀”，就是在那一年彻底死掉的。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从海外直接引进版权的真人秀节目，就重新占据了中国的电视荧屏，它们声势浩大，用海量的素材和精细的剪辑，拍摄出一部部电影大片般的电视节目，而“导师”纷纷干掉了“评委”，请注意，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称谓上的改变，它们的区别就像恐龙和阿米巴虫――它们虽然在基因上一脉相承，但是，没有人会把阿米巴虫认作恐龙。

　　采写_本刊记者 曾明辉 蔡慧 叶晓萍 魏E

　　评委的前世今生，导师的来龙去脉

　　与其自找没趣，不如好好演戏

　　夏青现在是湖南卫视《中国最强音》总监制，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严丝合缝，按照某同行的说法，“带有些母性的光辉”。2004和2005年，她以“超女”创始人和制作人的身份同时担任了“超女”评委。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审视十年前的“超女”，不难发现这就是《美国偶像》的仿制品，导演们显然对美国的节目做过大量研究，在几位评委里，黑楠和柯以敏担负了Simon Cowell的角色――Simon是美国电视界最“毒舌”的评委，而夏青似乎应该扮演Paula――一个温柔而滑稽的知性女，或者Randy――一个和事佬。

　　在8年后，夏青回忆她的评委经历说：“评委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几年，“选秀”初入中国，评委对于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七荤八素，于是“毒舌”Simon轻而易举就成为了模仿对象――谁让“毒舌”最出挑呢。

　　“超女”成功后，一大拨选秀节目和毒舌评委充斥了中国电视屏幕，在柯以敏和黑楠之后，杨二车娜姆和包小柏[微博]接过接力棒，他们为中国电视带来的语录包括：

　　一个选手上前准备唱歌，“哦，那你接下来准备再糟蹋谁呢？”“你要赶快减肥，没有人愿意看到一只母猪在台上唱歌。”

　　电视镜头本来就会让定力不足的人扭曲――何况在有关方面取消了“全民投票”选偶像的规则以后，评委成为了唯一嫁接他们和选手之间联系的纽带和发声器，同时，也成为各个电视台竞争的重磅砝码。但本质上，评委工作都是无序的：他们之间的搭配既无规律可循，便只能笃信“不刻薄，无收视”，没有人甘心成为其实同样重要的好好先生，那是配角；另一方面，天娱模式在湖南以外迅速走向死胡同：电视台当然只会让那些肯签约的晋级，对于大多数评委来说，与其自找没趣，不如好好演戏――在2011年那个寒冷的早春，我也成为了“大多数”里的一员。

　　总有少数不愿意妥协的，比如郑钧，2007年他和杨二车娜姆担任“快男”评委，最终因忍受不了节目的取向甩手离去――可那又怎样呢？人们不会记得2007年的郑钧，人们只记得2007年杨二头上的大红花。

　　政治话语终于加入进来，和资本话语一道，将评委仅有的表现空间挤压殆尽，2007年，杨二和柯以敏在重庆卫视上演了一场拙劣的对骂表演，该节目随即被勒令整改，柯、杨被点名要求下课，同年，广电总局在批复“快男”时规定中注明：不能把评委岗位作为自我表现、包装炒作、借机成名的舞台，不能选择有丑闻、绯闻和有非议的人做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