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厅新闻发言人指出,炒作高考成绩、高考状元干扰了基础教育办学的正常秩序,影响基础教育生源流向,容易加剧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学生压力。禁止宣传高考状元,是为了强化素质教育……
然而,就在知晓高考成绩后的这几个小时内,学校、学生、社会对“分数”的追逐展露无遗。或许三年前出台的“十不准”没有细化到“微博发布”,但想必老师们都心知肚明。没有严厉约束和意识到位,政府规则显得苍白。素质教育,任重道远。[详细]
广东省考试院在继2010年首次不公布状元、2011年首次不公布考生前十排名之后,还下“狠招”,除了不公布成绩前十排名,甚至连文理科前十名考生的成绩,都进行了技术屏蔽,加以雪藏,这部分考生压根查不到自己的成绩,只能静候单独通知。
正如罗崇敏所言,单凭一张试卷来评价一个学生12年的学习成绩,评价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显然是不公平、不科学、不合理的。有专家指出,如果高考不能打破分数单一标准,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教育部门与其怎样要求不要炒作成绩,如何屏蔽考生成绩,恐怕都无法做到根治热炒“状元”风现状。
诚然,社会大众有知情权,但希望大家对于高考状元应适当关注而不要炒作,除了将注意力放在高分考生身上,其实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进步都需要关注与喝彩,这样才能推进健康的素质教育和多元化的人才标准。[详细]
储朝晖:热炒不断的原因,在于背后的利益链依然存在并发生作用。一个学生的考试分数不只与这个学生相关,还是显示其任课教师业绩的依据,是一个班级的荣誉,是学校的荣誉,是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政绩,他们都可从中获得一定的益处。
李军斌:众所周知,成功不会垂青于死记硬背、鲜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读死书、死读书”是成不了状元的。硬给出现状元的学校扣一顶应试教育的帽子有失公允。素质教育并不排斥考试拿高分,素质教育的出路不是废除考试,而是改革考试制度、研究考试内容,科学地研究和实施考试,将考试与素质教育紧密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
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从根本上是强化社会等级意识,期望人人都去做“人上人”而不愿做“人中人”,扩大学生、学校、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得益的是上面提到的利益链上的少数人、少数学校,损失的是不在这条利益链上的多数人和多数学校,而且混乱了教育的基本价值准则。[详细]
早在2004年,教育部就针对媒体网站对炒作高考状元说过“不”。2005年,教育部又发布高考宣传“八不准”通知,明确规定各地各高校不得对高考成绩排队,不围绕任何高分考生个人进行宣传。
显然,禁炒高考状元压根儿不是禁令本身问题,而是执行禁令环节问题。一个不争事实是,纵观各地禁炒高考状元禁令之所以成为一纸空文,庶几不是“禁不住”而是“不想禁”。换言之,一些地方禁炒高考状元老是玩纸上谈兵,老是有令无行玩“狼来了”,“狼”真的来了,吃掉的当然只会是部门公信力,而不是炒作高考状元背后攸关牵扯学校、家长、商家、媒体四方利益的愈做愈大的消费状元食物链。 [详细]
每个省每年都会诞生文理科 “状元”,如果某省集中资源打造一所超级“牛校”,“状元”出自该校的可能性就极大,这种靠集中资源打造出的“状元摇篮”,反映不出学校的办学特色。
高考“状元”只能反映学生接受知识教育的成果,并不能反映学生接受的其他方面教育,比如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等,而这些教育对一名学生的终身成长有着更大作用。
就算这所学校在当地是绝对“顶尖”的,可放在全国范围内却没有可比性——如果一省有10所高中,水平都很高,每年各校都有学生可能成为“状元”,这必定减少一校的“状元”数,但不能由此表明该校的办学质量就不高。
用“状元”的多少,来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这是严重的教育“锦标主义”思维。围绕超级“牛校”,基础教育的办学逻辑将更清晰,就是上好小学、好初中,然后进超级牛校,成就进名校的“梦想”。在超级“牛校”的引导下,义务教育的均衡,只是说说而已。[详细]
高考是目前全国人民公认的最公平、最公正、最大规模的人才选拔制度。高考状元作为中国各地区高考的最高分得主,是高考过程中的最大成功者,是现行高考人才选拔竞争中的最高优胜者,也是现行高校招生政策的最大获益者。
报告指出,“状元热”源于社会对知识和公平竞争的尊重,社会对状元未来职业成就有更高的期待;总体而言,恢复高考以来高考状元职业成就平平,状元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未达社会预期。
蔡言厚教授表示,认为应该从状元自身、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三方面来反思高考状元的成才问题,莫让状元成为现代“伤仲永”。反思状元教育的同时,还应努力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让我们的高考状元尽可能成为未来的职场状元。[详细]
禁炒高考状元压根儿不是禁令本身问题,而是执行禁令环节问题。一个不争事实是,纵观各地禁炒高考状元禁令之所以成为一纸空文,庶几不是“禁不住”而是“不想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