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的县已达上百个，居住在这些县城中大多数人都在做着“市民梦”。这股热潮就像一口“不断升温的高压锅”，汹涌而来。
自从国务院1997年叫停撤县设市政策以来，16年间，幸运实现“县改市”的地方屈指可数。但是，近来的一系列政策信号似乎让县级政府们再次看到了希望：城镇化大潮中，政策闸门是否会再度开启？各地县如此迫不及待“改头换面”究竟又为哪般？
那么，怎么让这种效应更加积极？提及城镇化，“顶层设计”是最热门的语汇，在这里同样适用。北京大学行政法专家王锡锌表示，这个顶层设计，既要防止一哄而上，又要避免一刀切。[详细]
撤县设市热潮再度汹涌而来，国家尚未开闸，百余县已在各出奇招。如今会否重蹈16年前覆辙，国家尚未祭出对策。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今，有110个地方(不包括上述的138个)有了新“名分”，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县级市改为地级市，或者县改区，并非跨度更大的县改市。
而如今借助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背景，各地可能进行区划调整。神木县又看到了久违的曙光。然而，至今国务院仍未对撤县设市政策解冻明确表态，各地政府部门几乎都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详细]
1983年1月18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常熟县建制，以全境改设为常熟市，常熟成为改革开放后获批的全国首批、全省首个县级市。
“县市的区分，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常熟县最后一任县长、常熟市第一任市长何耀文告诉记者，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功能上各有侧重，县的工作重心是三农工作，而市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工业、城市建设、关注职工生活等。[详细]
近两年，挟城镇化之名义，这场热潮被媒体形容如“不断升温的高压锅”，汹涌而来。只需简单地搜索，就可看到不少地方正在编制规划、成立课题组、上报省级，渲染气氛，力图由“县”变成“市”。
时下，县级政府非常热衷于“撤县设市”，原因在于：“撤县设区”方便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进行大调整，改革后很多权力都上收到地级市政府，而“县改市”则是原来的县政府在名分上有了“升格”，又不存在权力变动。由此我们不免担心，“撤县改市”最终会不会变了味？变成县级政府借机“扩权”的时机，最终背离城镇化发展的初衷？[详细]
行政区域的重新设置，过去主要以便于中央政府管辖为动因，但“县改市”高潮的出现，却主要是基于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波，还是目前跃跃欲试的数百个县，其根本目的无非一个“利”字。
“县改市”的出发点应该是扩大基层权力，减少多级行政管理带来的政策不畅与繁重公共财政负担。因此，“县改市”应该与“省管县”的改革并行推出，通过砍去地级市一级的行政机构，达到既强化基层权力也减少行政支出的目标。[详细]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一些辖区人口、产业体系等已经完全融入邻近城市的地方，将撤县设区；一些人口结构和社会生活形态都已经独立城市化的地方，将撤县设市、撤镇设市，是符合城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了我国区域管理建制上的与时俱进，应该鼓励和提倡。
然而，一些已经撤县设区、撤县设市的地方，不少是在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市(区)”的匾牌已经高悬，但产业体系的转型没有跟上，领导的管理观念、管理风格、管理效率也没有跟上，市民基本的“城市意识”更没有跟上，导致正能量没有充分发挥，还带来了更多新的问题。这一轮申请撤县设市的县就有百余个，其中究竟有多少泡沫，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详细]
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如果仅仅是拼凑，仅仅是为了“行政功利”，就会将“市”从城市属性中游离出去，丧失应有的基本意义。面对新一轮的撤县设市冲动，务必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保持应有的清醒和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