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刚到农村，就感觉自己政治上翻了身。那时候民兵有枪，也给我枪去山上打野鸡。

　　才开始去的时候，当地的农民还是很看重我们，对我们很好。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有下乡青年的造反派就去斗公社的书记，结果1968年后，造反派垮了，就有人对下乡青年不大好了。但是我还好，我没挨整。我大哥告诉我政治上不要去挨边，不要去造反，我们造不得。

　　靖县我下乡的金麦村的人是1985年才知道我的身份的。1985年他们有人在外面做生意，到长沙了，寻到我屋里了，我把凤凰县出的一本写陈渠珍的书给了他们，他们才晓得，开玩笑讲：哦，湘西王的崽下到我们那里了啊。我讲我那时不敢作声。

　　鸭婆子也不叫了，缩在一起望着我，我突然觉得很温暖

　　金麦在靖县铺口乡，离靖县大概40里路。金麦村有条河，这条河一直流到洪江。

　　我堂客翘妹子和我是一批下乡的，我们下在一个村，她父亲以前也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官。

　　我刚下放到金麦的山窝子时个子特别小，最喜欢和山娃子上山摘野果吃。他们对我很好，每次都让我站在树下等他们，一会儿他们就把大颗大颗的板栗、熟红了的野柿和熟软了的猕猴桃递给我。我接过礼物，客客气气地说：“谢谢！谢谢！”他们总是笑嘻嘻地回答：“莫谢莫谢喔，你是长沙来的客啊！”我回报他们的办法就是讲城里的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听了还要问些稀里古怪的问题，我总是耐烦地和他们解释。我们相处得很好。

　　几年后，我成家有了几个孩子，因为有负担，干起活来特别使劲，送公粮时，15里的山路我挑110斤一天打两个转，中途在金麦村往铺口乡5里路的地方，进凉亭休息，社员们总是让个位子给我坐。有一次，凉亭坐满了人，一位高个子老爹爹起身让位子给我坐，我晓得他是金麦乡一带有名的木匠，人称高木匠，是很受尊敬的人。我说：“你老人家坐嘛，要你老让位子怎么要得。”

　　老爹爹摸了摸白胡子：“前客让后客，我们歇气歇好了，让你们后来的客歇一歇了，你是长沙来的客，来得远，当然让你坐嘛。”

　　坐着聊了一阵子，老爹爹听别个讲我如何霸蛮做工，劝我：“小陈啊，我们做小把戏(小孩子)时这个凉亭就立在这里，几十年里，我们过山界去赶场、进城路过这里，就要在这里歇一歇脚，坐一坐，我跟我的爷爷在这里坐过，和我爹爹在这里坐过，他们都走了，我现在也快走了，但这凉亭还照样立在这里，它是主人，我们都是客。你是来得最远的长沙客，你还要在这里做好久的客我不晓得，但你要做好你这几年的客喔，莫累伤了，累死了做个卵都不抵的客喔！”

　　高木匠的话开导了我，从那以后我就不再那样蛮干了，无论干什么活我都悠着点了；我牵抱着儿子放声唱歌放松疲劳，我寻着开心快乐的话讲。

　　1975年我大儿子5岁，二儿子3岁，三儿子2岁。三个儿子站在一起真的像楼梯屯子一样。那年我已经当民办教师了，妻子翘妹子当上了赤脚医生。虽然没有出农业工那么累，但家中喂有两头猪，几十只鸡鸭，加上这3个孩子，我们整天还是够忙的。

　　那年，有一天，我赶场回来，买了些给儿子吃的饼干和糖，为了早点到家，抄了近路。这近路就抄得好啊，碰到了一窝野鸭：三只野鸭崽，一只野鸭婆。我一走近，野鸭婆惊得飞了起来，那几只鸭崽飞不起，我弯腰把它们抱在怀里。

　　我本来是想把它们抱回家好好改善下生活的，甚至那只鸭婆我也想抓住，它可能是想要回它的孩子，总在我头顶几尺高的地方转来转去。

　　我觉得野鸭婆的叫声有点吓人，就想把鸭崽放进竹篓后再找根棍子打它。我正要把鸭崽放进竹篓的时候，看到了篓子里的饼干，我想不能弄脏了饼干，等下儿子们要吃的。这么一想，我心就软了，它们也是孩子，它们很可怜的。想到它们可怜，我就想起我娘跟我讲的不要欺负比我们还要弱小的，就把它们在路边的溪里放了。我才把它们放下，鸭婆子就扑拢来，把3只小鸭子搂在翅膀下。这个时候，鸭崽不叫了，鸭婆子也不叫了，缩在一起望着我，我突然觉得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