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全球青年领袖”评选名单,入选者因其突出职业成就及对社会贡献获此肯定。沅江伢子、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入选。
11日,邓飞在母校湖南大学演讲,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如何从“狂热的”调查记者“被迫”成为公益人?如何通过微博引领一次次公民运动?邓飞披露免费午餐、微博打拐背后的故事。
我们开创了微博直播的历史
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调查记者。10年间,我写了大约160篇调查报道,揭露了一些真相,也帮助了一些人。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到底改变了什么?我发现自己重复劳动太多,改变太少。
2010年9月,我摊上了一件大事。一天我接到一个学弟的电话,得知江西宜黄有两个女孩准备到北京找凤凰卫视反映情况,在机场被县委书记抓住了。我觉得女孩蛮可怜的,遭遇强拆,家人跑到楼顶自焚,于是发了条微博。很多人看到微博后转发、评论。这两个女孩不愿意被带走,躲进了女厕所。县委书记和官员去踢门,她们死死地守住门。我提炼了个标题叫“女厕攻防战”。这些消息通过微博传播后,无数人的愤怒形成了一股压力。 我们开创了微博直播的历史。后来,中央领导人写了批示,要查清楚这件事。这个县的县长、副县长、国土局的官员全部被免职。我依靠个人微博介入了宜黄拆迁,记者也拓展了舆论监督的边界。
孩子是中国最大的公约数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更震惊,我发现了一股更大的力量。
一个湖北的孩子,跟着打工的父母到了深圳,在家门口被人抱走。2008年,我到深圳调查,发现深圳、东莞在1998年到2008年间丢了3000多个孩子,都是打工父母的孩子。我当时对这名母亲说,我有个直觉,能找到孩子。这个孩子相貌很奇特,眉眼很宽,长得很老成,看了一眼后,你能记得住他。
在宜黄事件后的一个晚上,我找出这孩子的照片发微博,写了一段话:互联网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帮忙找到这个孩子。3个月后,2011年的春节,有个大学生在江苏徐州的乡村发现了这个孩子。我们把孩子带回来了。
这是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集合众人之力,一起找孩子。我们发起了一场微博打拐的社会运动,动员了无数人。我们发现,孩子原来是中国最大的公约数。中国人没有宗教,孩子是大家的宗教。
迫于无奈做了公益人
2011年2月,我听一个复旦大学的女孩讲了个故事。她在贵州支教最难忘的是她必须躲在宿舍吃饭。她说端着饭盒时,所有孩子都看着她。孩子们离家太远,中午回不去。孩子们没有午餐,老师有,老师感到很羞愧,只能端着饭盒躲到宿舍里去吃。
我们决定帮助这帮孩子。到了贵州之后,我傻了,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午餐。我想,如果我的孩子运气不好,出生在这样的
乡村,他会怎么样?如果我没有侥幸地从沅江乡村走出来,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都沉到底下去了,我的孩子就跟这些孩子一样。我们必须要变革,要去帮助他们。那时我心里没有畏惧,因为我们有微博。我们把孩子的困境展现出来,把照片传播出去。很多人转发、留言、捐款。我记得第一个捐了两万块的人是马伊琍。我们得到了很多捐款。我想找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情,我作为记者在旁边监督。结果发现没人跟上来,我迫于无奈地做了一个公益人。
这时,有人质疑我,你一个记者,以前是动嘴巴、动笔头,现在要做事情,能不能行?这时我们湖南人的霸蛮之气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起了老乡曾国藩,他一个文人,被逼去带兵,锻造了强大的湘军。我为什么不行?我特意找了曾国藩的两句话来激励自己:另起炉灶,重启世界。
打破慈善的门槛,动员了无数人的微公益
我们取了个标题叫“免费午餐”,一目了然,大家知道我们想干什么。然后想了一个口号:大爱温润人心,行动改变中国。这个口号发到互联网上后,得到了很多转发。免费午餐变成了一场公益行动,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当时有个口号,只需要大家捐3元。以前的慈善被有钱人垄断。现在我们通过互联网打破了门槛,动员了无数人参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利用了互联网里几乎所有工具,天猫店和淘宝店卖免费午餐的虚拟产品,还有支付宝、微信。
我们必须透明公开,才能持续下去。因为每一分钱都来自老百姓。我们有360多所学校,8万多孩子,每天都要吃饭,没有出现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和资金事故,为什么?我们制定了三个制度。第一,师生同食,允许校长、老师在食堂吃饭,食物的安全有了保证。第二是就地取材。本地有本地的食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来食品千里迢迢的,一路上链条太长,不易控制,而且乡村没有好的保管条件,容易变质。就地取材,可以帮助学校周边的村庄得到收入。第三,公开透明。学校每天都要写微博,向社会公开每天的采购,让大家看见。
通过透明公开,我们保护了学校。为了避免出现贪污,我们的团队也要透明公开。趁还没有形成特权思想、既得利益,我们把后路断了,不给自己留下机会,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我们做了公开的制度,引入了第三方的独立审查。
让全社会关切中国乡村的孩子,帮国家照看它的未来
每次去学校会很劳累,但是我们特别开心,因为这帮孩子脸上有笑容了。以前他们看到我们是怕的、躲的,他们心里没有安全感。现在他们心里有爱有希望,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半年后,政府决定每年拿出160亿给孩子们改善营养。我们做到了抛砖引玉,现在国家投入了600多亿,帮助了2600万孩子。这就是大的改变。
我们的最大价值是让全社会包括政府意识到要关切中国乡村和中国乡村的孩子。他们也是国家的未来。去帮助这帮孩子,实际上也是帮助国家照看它的未来,让这些孩子能有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对话
“能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这是我最大的力量”
记者:你被世界经济组织评为2014年“全球青年领袖”。你心中的青年领袖是怎样的?
邓飞:我觉得青年领袖是要推动我们的社会往前走,不管是踢牛,还是牵牛,反正是要让它进步,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生活更美好。
记者:你说柔软改变中国,做公益有改变你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做公益?
邓飞:我只是尽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其实我很感恩这些乡村的小孩子。他们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看到了新的方法。以前我是一个狂热的调查记者,信任真相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把一个事情扒开,团结愤怒的人群,形成压力,把它干掉。但是后来发现,干不完、写不完。通过孩子,我看到了爱的力量、柔软的力量、建设的力量。我们去让社会变得更好。
能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这是我最大的力量。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是从乡村中很侥幸地走出来的,从乡村、小镇、县城、省城到北京,一路过来。我能够理解底层的人需要什么,然后去帮助他们。
记者:未来有怎样的打算?
邓飞:我希望形成一个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免费午餐解决孩子的饥饿问题;大病医保给每个孩子买一份保险;女童保护教导留守女童能够正确地保护自己的身体;点亮心灯把教室昏暗的灯换成节能灯,保护孩子的视力;暖流计划,给孩子们送去棉衣、手套、围巾、帽子……我们搭建一个联合公益的平台,想支教的、给孩子做心理辅导的、解决他们教育不均衡的团队,可以联合起来。我们可以形成联合体,去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去给他们更全面的服务。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