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作志

　　3月31日，中国近十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大学之一——华中科技大学，悄然换帅：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南下接替66岁的李培根，执掌这所华中地区理工科学的先锋院校。

　　其实，对于丁烈云也罢，对于华中科技大学也好，二者互相之间并不陌生。正如华科大前校长杨叔子院士所言，“丁烈云对华科不陌生，他是‘回炉’，不是‘空降兵’”。

　　2000年5月，原华中理工大学合并了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和同济医科大学，组建成立了华中科技大学。时年45岁的丁烈云正是武汉城建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随即出任新组建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副校长。任职仅3年之后，又调任同城的华中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2011年，丁烈云北上东北，接替赫冀成出任东北大学校长。

　　目前，中国2000多所高校里，有32所副部级高校，他们构成了中国高校的主干。其中，除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剩余的31所高校校长，在履历、年龄学术背景等多个方面，均具有相似的因素。

　　任命上，外部空降与内部提拔并重。

　　严格意义上来说，丁烈云属于“空降兵”。但是，这种“空降”，又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回炉式的“空降”。

　　但丁烈云本人不是该新式空降的第一人，至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的任命就是如此。

　　出生于1966年的陈雨露，从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就任教于此。从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走来，先后任人大财政金融系副主任、财政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36岁时，就成为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2005年，年仅39岁的陈雨露被提拔为人民大学副校长。2010年，陈雨露出人意料的调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北外校长的职位上，陈雨露仅仅停留了一年零八个月。2011年11月，45岁的陈雨露出任人民大学校长，执掌这所号称“第二中央党校”的大学。

　　45岁的陈雨露，是当时所有副部级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

　　丁烈云、陈雨露的这种“外调—回任”模式，可视作高校校长培育的一种途径。在本校行政领导职位紧俏的情况下，外放他地，一来避免人事调整前不必要的纷争，可以保护干部；二来可以进行短暂的历练，增加履历厚度。

　　在31位副部级的校长中，包括回炉式空降在内，属于“空降”性质的共有19位，占比61%。

　　履历上，循序渐进，大体类似。

　　从31人的履职经历看，其中有从副部级高校中平调的，有的则是从正厅级跻身为“副部级”。比如之前调整的兰大、重大和浙大校长。

　　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平调至重庆大学任校长，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则调任浙江大学校长，而兰州大学校长的空缺则由河海大学校长王乘补位。河海大学尽管也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但是校长级别仅为正厅级，王乘藉此也迈入副部级干部的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王乘在任河海大学校长之前，在1998年—2009年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华中科大曾经的两位副校长成为副部级高校的校长，华中科大已然成为高校校长的“福地”。

　　除了19人为“空降”，31位副部级校长中，还有12人系内部晋升或提拔。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现任校长王恩哥，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陈吉宁，在成为“一把手”之前，均先后担任该校的副校长、常务副校长。

　　上面提到的周绪红、王乘、林建华以及丁烈云，他们的任职履历，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副部级高校副校长——正厅级高校校长(正厅级)——副部级高校校长。而副部级高校的副校长，除非明确为正厅级，一般情况下为副厅级。因此，副厅级的他们还需要在正厅级的岗位上历练。

　　周绪红在任兰州大学校长之前，是长安大学的校长(正厅级)；在此之前，则是湖南大学的副校长(副厅级)。

　　林建华稍有不同，他是从北京大学一路走起，在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级)任上直接调任副部级的重庆大学校长。现任山东大学校长张荣与此类似(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级——山东大学校长，副部级)。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农大校长柯柄生、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哈工大校长王树国、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身上也有所体现。

　　看未来，多人为政治精英，仕途顺畅。

　　31位校长，除了从学者和高校内部提拔的传统模式。还有很一部分是行政官员。这部分行政官员不是纯正意义上的官员，他们很有特点，即曾在学界与仕途之间转换跑道，其中有些人不止一次地更换跑道。

　　比如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曾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而在任职农业部之前，他就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校长。

　　与柯柄生情况相似的还有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从复旦毕业之后，杨一直在复旦工作，直至副校长。2006年，他上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再次“回炉式空降”至复旦大学任校长。

　　杨玉良南下后，其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的遗缺由张尧学接替，而张尧学则是现任中南大学校长。接替杨玉良之前，张尧学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和科技司司长。更早之前，他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副主任。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树国和上述几人情况类似。1999年，王从哈工大副校长职位上调任黑龙江省科技厅厅长，2002年重回哈工大任校长。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则频繁地出入政界与学界。1998年，他从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任上，擢升为天津市教委副主任。仅仅任职3年之后，重回高校，任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不到两年，李再次回归政坛，任天津科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市科委主任，还曾短暂兼任过市知识产权局书记。2011年，李出任天津大学校长。

　　按照中高层官员政治生命的OPAT模型分析法(见饭局阅读1月10日刊文《如何正确判断一个中高层官员的仕途》)，上述几人无一例外属于政坛中的精英分子。

　　比如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都是全国人大常委。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曾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还是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31人中，还有一人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龚克，南开大学校长。他是著名理论家龚育之之子，龚育之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是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智囊”。

　　非常有趣的是，龚克之前是天津大学校长，而天大和南开仅一墙之隔，龚克也成为两校百年历史上第一位“从隔壁调任的校长”。

　　看身份，院士头衔不重要，但多为学术之星。

　　副部级高校校长，非要由院士来担任吗？

　　华中科技大学此前4任校长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与此不同，此次接任校长的丁烈云尚不是院士。这又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议论。

　　在2013年的院士增选中，丁烈云一度成为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和建筑工程管理学部的有效候选人。所以，丁烈云本人当选为工程院院士应该说只是时间问题。

　　之所以说是“又引起”，是因为早在2012年，48岁的陈吉宁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因为没院士头衔，这位新校长的任命，就引发不少议论。他的前任顾秉林和前前任王大中，都是中科院院士。前者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材料学家，后者王大中则是核反应堆工程与核安全专家，二人均在国内外广享盛誉。与他们相比，陈吉宁唯缺一院士头衔。

　　但是，48岁的陈吉宁是建国之后清华最年轻的校长，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和2000年37岁的展涛接任山东大学校长相比，年龄优势相去甚远。但是，陈吉宁作为环境科学方面的权威，成为院士估计也是时间问题。

　　其实，在31位校长中，不是院士的也大有人在，共有16人。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一流名校的现任校长，也都不是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

　　31人中，有些人不是院士，但这不等于这些高校的领导层中没有院士。比如，清华大学去年7月份任命的副校长薛其坤，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早在2004年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常务副校长钟登华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果说，院士仅仅是标签。忽略这个标签之后，上述这些校长大都是学术之星。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出生于1964年，2000年时就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是光电信息功能半导体材料生长、半导体新材料、器件和物理研究领域的新秀，

　　2013年的院士增选中，和丁烈云一样，张荣入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但最终抱憾而归。

　　人大校长陈雨露则是金融学研究的少壮派领军人物。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陈雨露入选最终大名单。由15个金融界人士组成的央行货币委员会是央行履行宏观调控职能的重要组织，其中12人为副部级以上的经济领域高官，其余三位为学者，陈雨露为其中之一。

　　作为中央政府部门的一个内设机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却需要国务院的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