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4名个性官员生存纪实
此文写成于2011年,文中所有官职都是时任。
台下飞来一双鞋子,是接住,还是闪开;同僚骂娘,是回应,还是沉默;微博上赌官帽,是赌好,还是不赌好。
一官场中人说了,这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我说,哎,当官真累。
2011年10月20日,网名“御史在途”,现实中的湖南省纪委干部陆群,为农民工讨薪,不惜在微博上以“乌纱”约赌当时任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
而就在2011年10月10日,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廖曜中因公开抗拒局长万春生的“进人”指示,两人大打出手。
如果再向前追溯两个月,同年8月,张家界市的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举报市长赵小明夫妇染指当地工程,而在当地,另一县级法官赵书军更是将“迫于上级维稳压力”写进裁决书以示抗议。
一时间,湘官生猛。
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撰文将他们称为,“非典型”官员用“非典型”方式发出声音,文中提出疑问,“他们的存在是否证明传统的体制内监督之路难于走通?”
这期新深度,新快报记者耗时12天,走访湖南7县市,访谈8位湖南“非典型”官员,观察他们“发飙”后的官场生存状态。这是来自新京报的观察。
这批人的特征:中年、副职、高学历、穷苦出身,均尝试过通过正常体制对上级进行监督,但遭遇挫折。
这批人现在的生存状态:有人继续高举举报大旗;有人开始心生悔意;还有人则说自己寄情山水,把玩瓷器。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傅学俭说,对这些人,“上级官员不要因此不满,不能给政治上压力。”
人民日报时评则提出更进一步要求,“希望相关部门同样能拿出建设性行动及时介入,有问题则依法依规追责,无问题则向社会说明情况”。
我觉得,组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但要解决问题。”
一份“非典型”湖南官员的调查报告
新快报记者 周至美 汪再兴发自湖南长沙
他们多为中年、副职、高学历、穷苦出身均尝试过通过体制对上级进行监督,但遭遇挫折他们自评生猛原因:“两袖清风,屁股干净”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承历来影响着湖南人为人处世,甚至在讲究规则和秩序的官场也不例外。湖南官场中的个性官员层出不穷,从高层官员到基层官员屡见不鲜。
湖南官场的丰富性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畅销的官场小说很多出自湖南人或者在湖南长期生活的作家之手。《国画》的作者王跃文被称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他曾在湖南县、市、省三级政府任职。姜宗福的自传体小说《官路》让他舒服地在洞庭湖边晒太阳。这些来热销的《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是湖北人,现在湖南《华声》杂志任总编辑之职。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说,湖南官场本身的故事比小说还精彩。他的纪实作品《递罪》即提供了一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
多样性、个性化的湖南官员
2008年11月20日,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和郴州市原市长周政坤案分别被判死缓、死刑、无期徒刑。郴州官场地震,震惊全国。
湖南官场中,曾锦春这样的巨贪是个案,更多的是一些不畏上级、敢说敢做、个性十足的官员。
本版前文所述之“叫板”副厅级干部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举报市长的张家界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用判决书抗议省高院“维稳要求”的慈利县法院法官赵书军、大曝官场“潜规则”的原岳阳临湘挂职副市长姜宗福、对上司用人制度不满从而与局长大打出手的衡阳司法局副局长廖曜中,都是这些来不走寻常官场体制道路的个性官员,登上各大报纸广为人知。
相比较,温和一点的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长期在网络上揭批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为弱势群体代言,搜狐博客上的流量达到数千万,一度被人认为是揭黑记者。一些被他揭发的人还以为他是搜狐版主,上门到北京搜狐公司要说法。
在更早一些,蔡力峰担任娄底市委书记时,经常到矿区暗访。
2008年5月,原湖南省委书记、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率先在红网实名发帖给网友拜年,被网友评价为“开了中国网络史和政治史的先河”。
紧接着,原株洲市纪委书记、湖南省国资委副主任杨平率先在红网搞实名网络反腐,曾一度被红网总版主怀疑是“冒充市纪委书记”而被删帖,也激起不小的震荡。
一个月前,刚刚当选益阳市委书记的马勇在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遭遇犀利提问,大方地公布了个人财产和家庭收入状况,受到网民一边倒的赞赏。
走体制外路线的体制内副职
和杨平、马勇相比,陆群、龚厚钦、赵书军等官员挑战体制的做法更加引起舆论和民众的关注。
这些官员都有一些共同点:40岁左右,高学历,都是副职(如副市长、副局长、副处级、副科级等),基本出身于农村,没有官架子,基本都无法在体制内寻求突破之后转而采用体制外方式,都觉得自己无望且无意升职,等等。
龚厚钦说,“多数官员选择走这一步,无论是网上举报还是像‘御史在途’这样的网上约赌‘乌纱’,背后都是流露出无奈。”
他们的共性还包括姜宗福概述的、尚未证实的观点:“我们都是两袖清风,屁股干净的人。”
目前,这几位个性官员上没有被领导穿“小鞋”,基本都在原岗位上。姜宗福尽管被调入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担任院长助理,但职级未变,依然是副处级。北京一位记者说,这反映了湖南官员的刚强与湖南官场的韧性。
湖南官场性格
分析湖南官员的个性,湖南籍记者、《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递罪》一书中将湘官分为两类,一是以常德帮为代表的“湖区性格”,能包容,看得远,喜结帮;还有一种是以湘西南山区为代表的“矿石性格”,有立场、敢担责、好内斗,但缺乏兼容、不擅谈判等。在他看来,湖南出现的几例倾向于第二类性格,通常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以郴州官场为点、辐射整个湖南官场文化的《递罪》,在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发生在湖南人身上的故事。在这个芙蓉国度里,酒、辣椒、槟榔被无节制地狂饮滥食,这种暴烈的特性在金钱与权力的层层掩蔽下,通过蛛网迷宫般的血管与神经穿透各色躯体,造就了耿直的性格与顽固的劣根,并左右着现实的种种博弈。”
以湖南娄底为例,一位前市委书记回忆,这里的民风彪悍,百姓或官员对不满意的任免,会安排人直接往政府送花圈。
何以湖南的官员如此特征?
罗昌平认为,湖南人性格中的冲动基因强于其他地方,彼此的开诚布公与敢为人先也提供了一种相对开明的官场环境;
其次,湖南官场比“北上广”更封闭式,是一个熟人官场,他们活动的半径超过九成都认识,熟人官场能像街坊邻居一样处理事情;第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晋升的通道有限,这也促使他们做出“反官场规则”的对抗选择。
上级官员不要因此而不满 不能给政治上的压力
原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敏之在谈及陆群时说,他的行为跟他独立的性格有关系,同时也在“为农民工维权”这个大背景之下。杨敏之的观点认为,上述这些个性官员仅是个案,不具备普遍共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陆群本身是在为弱势群体讲话,而马勇的行为说明其具有现代官员的特点,公开财产是任何一种民主制度下的官员都应该做的。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现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傅学俭说,湖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周敦颐、曾国藩等人的影响很大。陆群这样敢讲话的人自然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系,无私才能无畏。因此,对陆群、对龚厚钦这种“真正勇敢的人”要保护、关心和引导,上级官员不要因此而不满,不能给政治上的压力。
个案或因无法在体制内寻找出口导致
黄晓阳认为在陆群这件事中,各方都是错误的:公安不该出警,更不该打人(如果有的话),民工维权不应找陆群,陆群不应该以这种网络曝光方式解决问题。归根到底,“这一切如果都通过法律,到法院解决,就什么问题没有了。但恰恰,在现实中,这种严格遵守法律的做法走不通,而目前的体制没有提供给民众和官员解决问题的出口,因此体制内的陆群不得已才选择了反秩序的方式。”
黄晓阳不赞成“潜规则”的说法,他认为官场的规则和平日里做事的规则是一样的,都应该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而陆群的行为违反了这个原则,以至于造成了三方都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陆群和长沙县委方面压力很大,农民工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傅学俭说,陆群反映的这个问题本不应该由自己来处理,建议还是通过组织解决,如果当地解决不了,还可以向更高一级领导反映。领导千万不要把人家逼上梁山,否则要追究领导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罗昌平说,“陆群等体制内的人开始在寻找体制外的解决方式,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的社会不公与不满情绪很严重了,甚至内部人也看不下去了,而且这个比重在增加。”
比如,陆群跟其他几个官员略有不同,他呼吁的事情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严格意义上与职务也无关。但当法治不在途,“御史在途”就成了一种最可能的选择。罗昌平强调,目前这种方式不具备普遍意义,或许能解决个案,但不存在制度上的贡献。
合理诉求需要制度化保障
2011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视点版发表时评《“叫板官员”该由谁接招》,文章对陆群和长沙县委各打五十大板:“(长沙县方面)作为被质疑的对象,如果自己单方面调查得出结论,就像‘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结果恐怕难以服众。(陆群“微博约赌”的方式)当然不应是维护权益、反映问题的常态。”
该文章也给出了一条解决通道:“合理诉求的表达,需要规范化的渠道;公平正义的实现,唯赖制度化的保障”。
陆群:韶山北路1号“御史”列传
事实上,4月初发生在长沙县的事件不是陆群第一次为弱势群体说话,早在15年前他就这么干了。
从1996年进入长沙韶山北路1号(湖南省委所在地)开始,陆群就留意到在大院门口眼巴巴等待领导关注的访民。陆群有时候走向他们,看他们写的材料,然后收集起来呈给领导,实在解决不了的,借助媒体记者报道出去,甚至亲自上阵。
古文读得多,陆群身上颇有一股春秋遗风:傲上而不辱下,欺强而不凌弱。同样,他身上还有一种中世纪骑士的风范:在圆桌上领薪水,独自骑马在灌木丛中,用身份的铠甲遮住他的面容,四处营救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或许和他年轻时候学过武术有关,曾凯说,他们当年都有练“梅山武术”的经历。
他的升迁也并不算快,如今还是副处级,而他对抗的则是一位副厅级干部。
尽管在微博上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陆群很高调,甚至毫不留情,但平日里他并不是一个高调的人,且公私分明。
他为农民工讨薪,为素不相识的访民维权。他帮助过的人遍布湖南全省,甚至还包括河北的司机和警察。
但对家乡人的私人请托,他却并不是那么“通情达理”。曾凯说,他和陆群20年的交情了,每次在娄底都是一起吃饭,但他的亲戚在长沙找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得到过陆群的额外关照。
这一次,陆群的维权对象中确有他的初中同学何太雄,但“如果要是因为这个就认为他有护短的嫌疑,那就太不了解陆群了”,他的一位朋友说。
事实上,何太雄(要求维权的农民工之一)在陆群介入此事并升级后,也在媒体上抱怨陆群没能让他的事情得到快速解决。
“何太雄在酒后打电话对我说:‘你们都是贪官!’我听了这句话很难受啊。”陆群说,他理解何太雄的想法。
“省纪委的你们就重视,省体委的就不管了?”
不可否认,在陆群帮人维权的过程中,湖南省纪委干部的身份多少为他办事提供了一些“便利”。
有一年,湖南某县木材检查站查扣了一辆运玻璃的河北货车,被林业站以装玻璃的木箱无检疫证、可能传播病毒为由,罚款3000元。司机辗转找到陆群。
陆群第一次电话协调没有结果,当天打了第二次电话,电话那边说:“嘿嘿,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是省体委的。”
“还真是有味(湖南方言,有意思)啊。我普通话是不好,但省纪委的反映情况,你们就重视,省体委的就不管了?”陆群说。
这在陆群的一位亲戚看来,这完全是“管闲事”。但陆群管的闲事还不仅仅止于此。有一些案件,他持续关注长达3年、5年,甚至10年。
邵阳个体工商户李美祥认识陆群也有15年了。李美祥1991年携全家去湖南省怀化市做生意。1996年,当地不法分子勾结交警对他进行诈骗和“追杀”,李美祥损失数十万元,但当地相关部门却不作为。他从1996年冬开始,7年中为此事上访高达850多次。
“那个时候多亏了陆群。我去长沙找他,深更半夜帮我整理材料。后来他来邵阳搞‘三讲’巡视,还来家里看我。”李美祥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权力,方方面面帮我协调。”
终于,李美祥的事情在2003年2月底引起邵阳市委政法委新班子领导重视。此事后来被《工人日报》在当年披露。
尽管处理结果没有让他完全满意,李美祥对陆群还是感激不尽,每逢过年都会发短信给陆群。
门下的“食客”
发生在韶山北路1号的故事太多,受到陆群帮助的访民和农民工也不可胜数。但像湘潭访民陈昌友这样得到陆群照顾的人并不多,因为他和陆群之间的故事简直匪夷所思。
陈昌友当年快58岁了。他1996年开始做生意,1999年遭受不公正待遇,千万财产化为乌有(媒体曾在2004年报道此事)。陈昌友身无分文、走投无路,老婆也和他离婚了。2003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陆群。面对一个省纪委的干部,陈昌友当时“就有点想法,决定去碰碰运气”。
在韶山北路1号,陆群在办公室里跟他一起吃盒饭,慢慢听老陈诉苦。从早上聊到中午,午饭后又开始,一直到晚上。
陈昌友生活完全没有着落。陆群留他在他家住,就此接济他三年。
陈昌友住在陆群家一间单独的卧室里,每天早上7点多在陆群诵读唐诗的声音中醒来,然后中午拎着买好的菜回去给自己做饭,晚上则瞥见陆群埋头写文章,偶尔也被陆群批评:“老陈啊,你一个人在家,开这么多灯,电费不要钱啊?”
陈昌友在长沙的一切开销都是陆群提供的,除了他在长沙的一切衣食住行,还包括他偶尔回湘潭的路费,甚至,他写上访材料用的信纸、信封和邮票都是来自这位不收租金的房东。他自己写信,邮票滑过邮局里胶水的轮子,规规矩矩粘贴在信封右上角的框里,然后丢进邮筒——他实在不好意思使用快递。
陈昌友抽烟喝酒,他帮陆群把家乡人送来的大酒坛从楼下搬到楼上,然后再喝掉它们。
陈昌友在陆群家里基本就是一个“食客”,被“孟尝君”供养着,但他非但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陆群的,还多次为“孟尝君”惹来麻烦。
居住在陆群家的日子里,陈昌友还认识了另外一位河北蒙冤的警察徐某。徐某在他失去工作、流离失所的日子里来到湖南长沙,和陈昌友一起使用陆群的锅碗瓢盆,出入他的厨房长达半年。
2011年10月20日,在微博上约长沙县委书记赌“乌纱”后,引起全国关注,陆群的压力陡然增加了不少。他准备再次隐忍,从10月26日开始拒绝接受采访,静待权威组织的调查结论。
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就像他10月31日晚在微博上说的,“人类的历史在隐忍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御史背后的讨薪民工——“大家都关注赌官帽去了,谁还来关注我们”
新快报记者 汪再兴 周至美发自湖南长沙
这是湖南省新化县15名讨薪农民工的部分人员头像。此前,他们对“御史在途”这个纪委官员的“微博约赌”行为寄予厚望,他们一度认为,“这么大的官帮我们讨薪应该没问题了。”
但截至“约赌官帽”发生后的13天,民工们发现,除了学会怎样上微博外,自己讨薪的事情却被人慢慢淡忘,有人甚至开始埋怨“御史在途”,“大家都关注你去了,我们并没有拿到钱啊?”“这件事怎么没有新的进展?”
在“约赌官帽”持续升温的日子里,公众对两个官员赌官帽的兴趣俨然比对这群农民工的讨薪行为是对是错的兴趣大得多。
2011年10月31日上午,新快报记者对话其中一个讨薪农民工——陆鹏飞。他是这帮讨薪农民工所在村的村支书,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湖南省纪委官员“御史在途”的亲哥哥。
当然,“御史在途”对这层关系早在之前对媒体已有解释,“无论是谁,我都会帮。”
陆鹏飞,当年46岁,其实和弟弟“御史在途”一样,作为村支书的陆鹏飞也替这次农民工维权行动赌了一次气。就是在今年5月,他被当地政府再度任命为村支书,但他说,自己拒绝上任,因为他“没替农民工讨到薪”。
但可能因为他的官不大,他的微博粉丝也与弟弟“御史在途”的85943人相比少太多,所以,他的拒绝上任村支书显然没在网上掀起更大的影响。
“我算老几?我就是一只蚂蚁”
记者:听说你为这件事专门开了微博?
陆鹏飞:我的微博名叫白马山,白马山是我们村东面一座著名的山,当然,你们外地人可能不知道(笑),我就是为这件事(讨薪)才开的微博,主要是看我弟弟在微博上发些什么?网友对我们这件事都有什么反响。
记者:你通过微博都看到了什么?
陆鹏飞:大家都关注我弟弟赌官帽去了,谁还来关注我们。
记者:你关注你弟弟了吗?他和别人赌官帽帮你们讨薪的事情在网上影响很大。
陆鹏飞:关注了,知道他跟别人赌官帽了。
记者:那他关注你了么?
陆鹏飞:没有,我算老几?我就是一只蚂蚁。
记者:你觉得你弟弟这样做有用么?
陆鹏飞:一开始觉得有用,现在觉得没用,我现在知道官有大有小。
记者:你弟弟属于哪种?
陆鹏飞:没权力的官,不能像长沙县县委、公安局那样,想抓人就抓人。(此前在今年4月11日,长沙县公安局对他进行了5天的行政拘留,理由是,暴力讨薪。)如果我弟弟有权力,那大家还不听他的?
记者:这件事网上挺热,但却很少人关注到你?
陆鹏飞:是这样的,不久前,我也打电话跟我弟弟说,“大家都关注你去了,没人关注我们讨薪。”
“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
记者:听说你之前做过村支书,也帮农民工讨过薪?
陆鹏飞:嗯,我到过东莞、张家界、衡阳帮农民讨过薪,但没想到在长沙被公安打了。
记者:以后怎么办?
陆鹏飞:不再相信谁了,让这些农民工用最原始的办法去找他们解决。
记者:什么叫原始的办法?
陆鹏飞:他们要去赌命。
记者:你弟弟同意这样做吗?
陆鹏飞:不同意,他说要相信法律,相信政府。
记者:你相信什么?
陆鹏飞:我相信共产党。
记者:又开始新一轮的调查,你相信这次调查吗?
陆鹏飞:我不相信,上次他们自己调查自己,说我们是暴力讨薪。
记者:什么样的调查结果,你们相信。
陆鹏飞:公开每一个调查过程,但他们敢吗?
现在每天,陆鹏飞会花10到30块钱在出租屋200米外的网吧上4到5个小时的网,他现在玩微博比刚开始玩时有了些许进步,“会给你们这些记者发私信了,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我们讨薪事件的进展”。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他的微博粉丝仍然只有10个,其中一个是记者。(以上对话部分均据录音整理)
发飙之后——四位湖南个性官员生存纪实
有人向被举报市长讨要举报费 有人心如止水把玩瓷器
新快报记者 汪再兴 周至美发自湖南长沙、衡阳、张家界、岳阳
2011年11月1日晚,在长沙逗留的湘潭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湘潭市委党校工会主席胡劲松适逢来长沙出差的衡阳司法局副局长廖曜中,张洪峰便邀请他的老朋友湖南省纪委干部陆群一起吃饭。
一媒体11月3日提及此事时,用了《湖南:官员生猛》这样一个标题。事实上,这些年来,生猛的官员在湖南太多了。
2011年8月,张家界市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实名举报市长赵小明,被戏称为城管“强拆”市长;而在去年9月,张家界市所辖的慈利县一名法官赵书军因对省高院维稳施压不满,将“被上级维稳”写进判决书以示抗议。
而此时曾任湖南省岳阳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早已不再是媒体的宠儿。他在临湘市挂职副市长的时候不安分,多次挑战官场“潜规则”。
从岳阳到张家界,从长沙到衡阳,湖南这几位官员都以“副局长、副处长、副市长”的“二把手”身份挑战着权威,而对抗之后,他们的生活和心态已然有了一些微妙变化。
张家界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举报市长后:找被他举报的市长申请举报费
2011年10月29日,举报自己的市长82天后,湖南省张家界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躲进了长沙一个星级酒店22层。
窗帘拉下,两个常用手机全部关机,他说,这次出来为避嫌,又说,“我只对局里一个人请了假,对局长都没说。”
此前一天晚上,一北京媒体记者发微博说,张家界城管局又出大事了,局长司机在城管局内制毒。
为什么是“又”呢?之前一件大事指的就是,龚厚钦网上实名举报市长夫妇染指工程招标。此事被戏称为“张家界城管局副局长‘强拆’市长”。
龚厚钦说:“我怕局长认为这次又是我举报,虽然我之前也提醒过局长,这个司机不正常,万一出事了,他要负责,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了事。”
龚厚钦说,自己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呆了十年,可以说有晋升的机会,但举报后他就想清楚了,“我的官路已经到头。”
这几天,他对妻子说,自己要去看看在乡下的父母,“不是我想看他们,而是我想让他们看看我。”
举报后,不能在本地论坛发言
举报市长第82天后,龚厚钦说:“官位没调整,但自己还是感到了一些变化。”
“我进市委大院办事,人多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单独上前跟我打招呼,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有熟人迎面走来。我明显感到这个熟人握自己手时是那种‘紧紧一攥’的感觉。”
“有的时候,老干部直接摸摸我的头表示亲昵,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内心还是蛮高兴的。”
举报市长后,龚厚钦退出了张家界公共论坛,此前他是这个主城只有20万常住人口中唯一一个实名上网的处级干部。
这是他第3次退出张家界公共论坛。他说,前两次都是他自己主动退出的,这次是被动退出。“现在在张家界论坛,我用自己名字一登录就显示‘你被禁止发言’;我浏览帖子,论坛就显示‘你无权浏览这条帖子。’”
龚厚钦质问过分管论坛的外宣办干部,“我是被党纪处理了?还是被行政处分?我为什么不能上本地论坛?”
“不能在本地上网,我就只好到外地去开博客,开微博,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之前找我办事的本地网友如今都不能在网上找到我了。”
此前在张家界城管局,作为副局长的龚厚钦分管过公共客运交通,原本张家界的本地司机已经把在网络上找到龚厚钦反映问题当做日常。现在,这些司机在本地论坛上编出了个段子:
“以前网上有个龚厚钦,我们在网上还有个人骂,现在找骂的人都找不到了,只好搬张凳子堵政府大门去了。”
这个司机编出的段子在张家界本地论坛上广为流传,龚厚钦说,现在本地市民找他办事,只好微博私信他或者到办公室找他,“日前接到的都是城市拆迁的材料。”
讨要举报费不是私事是公事
今年5月1日,龚厚钦开始实名举报张家界市市长赵小明夫妇染指当地重大工程招标等问题。
其实,龚厚钦已不是第一次举报上级。在张家界任特警队队长时,他就举报过他在警界的上司。他说,那一次是因为受到不公待遇,而这一次是担忧张家界的未来。
实名举报市长后,他陷入一系列官司,湖南顺天建设集团起诉龚厚钦损害名誉。随后,龚厚钦也反诉该公司和市长赵小明。目前,他的所有反诉申请均被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驳回。
这些诉讼已经花了龚厚钦两万元。他说,自己作为处级干部,月工资只有三千多元,扣除保险只有两千多。“我举报和起诉的事情都不是我的私事,都是张家界的公事。”
2011年9月21日上午,龚厚钦在结束了张家界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后,他将自己写的一份名为《申请解决实名举报和诉讼经费(两万元)》的报告递交给市政府秘书一科,半小时后他接到秘书一科电话,对方说政府只接受单位解决经费的报告,属于个人的申请要单独找领导报告解决。
当天下午,龚厚钦根据市政府秘书一科要他“单独找领导报告”的要求再次把这份重新注明“写给赵小明市长”的费用申请送给市政府秘书二科。“科长收到我的申请都感到不好处理,很为难。”
“我对市长秘书说,如果你们为难,我自己送过去。”一会儿,市长秘书对龚厚钦说,这几天市长不在,出差去了。
那天,龚厚钦拿着这份申请跑到邮局去挂了个加急,“这么久过去了,我想他应该收到了。”
2011年10月28日,新快报记者见到了龚厚钦这份费用申请复印件,复印件上写着:“无论举报还是起诉,本人均没有私人目的,一心是为了张家界的整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把坊间对你的传闻予以澄清。特向您提出申请。”
举报路上,官员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
实名举报市长之后,龚厚钦在当地成了“龚三多”:上级领导谈话多,昔日好友说和多,被政府部门拒绝的次数多。
此前作为市里唯一一个实名上网的处级干部,他曾受到表扬,甚至是他举报对象市长赵小明的表扬,而举报后的他发现,上级对他上网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龚厚钦说,市里的主要领导跟他谈了五次,让他不要上网了,“要相信组织会给他一个答复。”
这个官员好言相劝,他也只好对这个官员说:“那我就半个月不上网,等待你们的处理。”或者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但转不过这个弯来”。
每次这个主要官员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注意到,谈话人身边总有一个组织部监督科的干部作记录。
一个在市里担任干部的高中好友跑来说和,龚厚钦说,“市长和我举报涉及的顺天集团要当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回答完问题后,我会在网上公布他们的回答,如果他们答应,我就同意和解。”
龚厚钦说,他说完这个条件后,这个要做“中间人”的好友再也没来找他。
为了举报材料翔实,龚厚钦经常要向政府各部门申请调阅相关资料。他向政府城建局提出对市政府公共设施调阅相关资料申请,他愤怒于对方拒绝公开的理由:“都是公共设施,有什么商业秘密可言?”
龚厚钦对此类的拒绝回答也有了对策,他要将这些理由诉诸法律渠道。“我看这些人在法庭上怎么说自己的理由?”
在举报路上,龚厚钦说,官员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
不过,龚厚钦说,自己还是坚信体制。他认为,现有的体制不排斥他上网发帖引起关注。“人民日报不也鼓励官员上网嘛。”
与上司互殴的衡阳司法局副局长廖曜中:不会再打局长,我把机会让给别人
2011年10月10日,湖南衡阳市司法局的党委会上,副局长廖曜中因公开反对局长万春生的“进人”指示,两人在会场大打出手,廖的左脸颊被打至淤青。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各方关注。
2011年10月14日,打人的局长万春生被停职,10月17日,廖曜中的伤势基本恢复,重新回到司法局上班。但廖已对官场心灰意冷,“最多一两个月后,我就会辞职。”
“官场就像动物世界”
2011年10月31日中午下班后,廖曜中和几个朋友在一茶馆的包间吃饭,电视机里放着著名主持人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一只鳄鱼正吞食一只红鲤。边吃饭边看电视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官场啊,就像这动物世界。说完他又自言自语问旁人,你说是这样吗?
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廖曜中约新快报记者到衡阳市公园散步了三个小时,此时的廖曜中心态已与此前诉诸媒体求公平有很大不同。
那一天上午,他开车到衡南县祭祖;下午4点回来后,一群朋友找他喝酒,“里面一些干部跟我相熟,也有一些人跟万春生(打人局长)相熟,就是来说和的。”
廖曜中不想再接受媒体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答应了一些熟人“说和”,“有朋友说了,不要穷追猛打,不要得理不饶人。”
廖曜中说,“组织上说了不要上微博,朋友也来说和,我压力太大了。”“就算我辞职,辞职以后也会遇到这些来说和的干部,我现在不答应,他们就会觉得我不讲信用。”
“一些人怕惹麻烦见到我也不说话,就笑一下,这个笑特别有意思,我知道他是为什么笑,他也知道我回应他笑是什么意思。”
受气的副手曾想通过组织解决
多数时间的廖曜中是这样一个形象,缩头、耸肩,时不时用手拨弄下自己快要掉下鼻梁的眼镜。
打架以后,他再思考,为什么3年都没爆发,却在当天爆发了。此前媒体报道,廖曜中作为副手隐忍了正局长万春生3年。
如今他总结自己爆发的原因。很多单位一把手的意见过大,自己作为副手长期感觉到没有出头之日,工作压力很大。
“一把手的权力缺乏限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开会从来没有议题?临时想到什么就讨论什么?”
廖曜中说,很多地方局里的一把手还喜欢搞神秘化,从来不让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通常的做法就是联合科长搞处长,联合处长搞科长。“有个做法就是在局里面还搞跟踪,长期探听监视副手。”
“组织上的协调能力也是很差的。”他说,自己之前很早就向组织反映过这个局长的问题,“每年我都向政法委、组织部和纪委反映,恰恰就是向组织反映了,但没有用,所以问题爆发了。”
他打了个比方,“你明明看到有条路在这里,但下面是万丈深渊,你看到了,就是跃不过去。”
比万局长更坏,我也不打了
其实,当天廖曜中决定反抗局长的决心并没有此前对媒体说的大,他说“我已经退让了,他(万春生)只要说句下次开会研究,我就不会再反对了,结果他还在质问我,我也是被逼的。”
当天聊到深夜,廖曜中终于承认,自己做这件事,现在想来有些后悔,搞得压力这么大。
“如果又来一个局长,意见不同,你还会这么做么?”记者问。
廖曜中想了想说,“不会的,不管这个局长有多‘操蛋’,比万春生更坏,我也不打了,我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不管他做什么没原则的事情,我都会支持他。”
“如果实在忍受不了怎么办呢?”记者追问。
廖曜中说:“我就把这个机会(打局长)让给别人。”
但廖曜中不后悔的事情是,自己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存在即是合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他说,像中世纪骑士那样的决斗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目前看来,我的结果还算好的。”[next] 慈利县法官赵书军把“被上级维稳”写进判决书
在我这个级别上,可以坚持法律
赵书军,湖南慈利县法官,46岁。行政职务:县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行政级别:副科级。
2010年,他在一起土地非法转让案的执行过程中,因司法被行政干预而受挫。
同年9月10日,抗争无效的赵书军迫于上级的“维稳要求”,违心地对这个案件作出了一份“解除财产查封”的裁定。
但他仍坚持将“本院合议庭审查后认为……解除查封理由不成立。但湖南省高院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指令本院解除查封,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解除对本宗土地的查封”这样的字眼写进案件的法律裁定,以示抗议。
从那一天起,这个县级法官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
2011年11月1日,时间已经过去一年,慈利县法官赵书军依旧跟此前一年差不多,皱眉、耸肩地出现在记者面前。
赵书军说,去年将“迫于上级维稳”写进法律裁定后,院里面差点要处分我,“结果一个副院长对要处分我的人说,不要‘引火烧身’”。
“现在的生活有变化没?”我问。“现在的生活大的变化没有,但没办这个案子之前,本来有人口头上许诺我要升正科,现在这个案子之后也不了了之。”赵书军说,只是现在自己做事判案更加小心,“我穷苦出身,没有后台,做错事了,只好自己去背。”
“这样做,后悔不?”“不后悔,但后面遇到这样的结果,我也没办法,人家也是通过法律程序。”赵书军说。
此前媒体报道,在法官赵书军的坚持下,这块有争议的土地始终不能进行开发。但在最后的程序中,慈利县法院临时召开了审委会,最终以5∶4的结果决定“解除查封”。
截止到现在,赵书军对这个5:4结果也很不满。他对新快报记者说,此前这个5?4的投票结果中有一个法院审监庭的法官明确说,省高院如果明确向下级法院下达一份书面的维稳要求,他就投赞成票;但省高院没有给出书面文字,而县法院院长也把这个审监庭法官的说法算成了赞成票,结果就是“解除查封”。
这次慈利县法院审委会的解除查封意味着,这个案子的执行从法律程序上终结,赵书军说,“自己坚持再坚持,还是让法律败给了权力。”
赵书军说:“这些年打招呼的事情不是没发生过,县里的人都乡里乡亲,转来转去就能转到亲戚,之前的打招呼,比如跟我平级的官员让我判一个离婚案,我都拒绝了,但遇到级别比我高,权力比我大,我也没办法。”
赵书军说,自己只能管自己级别能管得到的案子。
为什么总喜欢跟上级叫板?赵书军说,从小自己就有点侠义精神吧,看到弱者总想去帮,一些本身就违背常识的案子在地方也不少见,但自己看不下去。
此前,赵书军没对媒体说的是,这个县级法院从来就有向上级“抗争”的传统,之前,慈利县新院长上任,五个庭长联名上书最终赶跑了这个院长。赵书军说,“现在五个人中有两个被解除了庭长职务保留行政级别。”
赵书军说,敢顶牛的都是级别低、苦出身、业务强的法官,“你叫我这么判,我觉得不对,我就不判,你能怎么样?”
日前那个土地案件有了一些转机,赵书军说,希望能看到这个裁定结果回归法律的原位。
2011年11月1日晚上,赵书军喝了一点啤酒,有点微愠地说,“这事出了以后,女儿给我打了个电话,平时她比较内向,这次她第一次看爸爸上报纸了,让我注意安全一点。”
“我觉得我这样做挺值。”赵书军说。
写小说揭官场潜规则的原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 把玩瓷器,写书卖文
在一年前,姜宗福还是媒体的宠儿,大家都喜欢采访他。他热情好客,对媒体从不拒绝,最主要的是,他敢说,有料。
这一年来,姜宗福有些寂寞,只有在岳阳再次发生大事的时候,大家才会再次想起他。今年夏天,他以前挂职副市长的临湘市发生泥石流,有记者找他来了。
姜宗福曾在报纸供职当记者,他一眼就看穿了记者的来意:“陆群是个血性汉子。我还以为他是这一次突然冒出来的,后来听朋友讲,他一直这样。”
姜宗福把胳膊肘夹在桌子上,手里扬着一支香烟,向记者摆手说:“我告诉你,他跟我,还有衡阳司法局那个副局长都是两袖清风,屁股很干净。屁股不干净的人,是不敢这么说话的。我当然要支持他。”
感叹“报国无门”
2009年,省里召开解放思想的讨论会,姜宗福曾大胆提出“县长合同制”,打破县长铁饭碗,准备把县长变成“临时工”,然后自告奋勇要去吃螃蟹。这被同僚说成是向上级要官。
自那以后,姜宗福就知道自己要走下坡路了。策划千名学子在岳阳楼前朗诵范仲淹文章的恢弘场面是没有了,他批判张艺谋、高房价,“通过另外一种渠道,去关注社会宏观的问题”。
他发的帖子引来轰动,各地的记者采访他,紧接着带来当地的新闻“次生灾害”:恰巧这两次,岳阳都发生了一些小事,不是有爆炸就是遇到其他什么“负面”。“领导就以为我是故意的。”
“报国无门啊!”姜宗福夹起一块鱼肉。按照百姓饭庄的说法,这条鱼在前几天还在洞庭湖里蹦跶。
他是“一个闯入官场的怪物”,以大爆官场的潜规则出名。他仔细归纳和研究领导签名的背后涵义,告诉公众他的理解: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是“签了字也是空的”。
他笑了笑,说岳州窑的瓷器去了。
把玩瓷器、卖文写书
调入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担任院长助理之后,他依然不甘寂寞。在单位搞运动式招生的时候,姜宗福不愿意“放卫星”般地报指标,“报少了,领导不高兴;报多了,完不成任务,领导更不高兴”。
他反对学院频繁开会,他觉得没有必要的会议,他就不去。后来,学院的会议频率降低下来了,他的作风也被容忍。“主管人事的领导告诉我,说班子里的人都怕我。”
“我问他,他们怕我什么,他说怕我写书。”姜宗福说,写官场小说,也是一种发泄。他说,他写的《官路》卖了四十万本,年底还要准备出一本《中华汉字随笔》。“搞了笔钱,日子现在过得还比较滋润。以前当副市长的时候,过得真穷!”
姜宗福现在已经心如止水:他现在专心把玩瓷器,研究岳州瓷,推广瓷文化,还有,写书卖文。
“瓷器应该是色如青、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他推崇五代时期的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还有他烧制的柴窑。他觉得做官就应该是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的感觉。
他把岳阳市委党校里一处山头上的老建筑改造一下,用作岳州窑陶瓷文化研究所使用,把“瓷禅”的理念灌进去。这栋木质建筑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901年建立的,这个传教士在这里留下了学校和医院,但名字都找不到了。姜宗福很想收集他的资料,让岳阳人民记住这位国际友人。
我们以时速3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洞庭湖边的公路上,明净的阳光洒在车窗和挡风玻璃上。一对母子正在等待过马路,他再次减速,让过他们。
(稿件来源:潇湘头条、新京报 本期编辑:林语 责任编辑:闻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