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医院见闻

　　肖红梅：点燃希望

　　◆本报记者  谭亚男

　　1月27日上午8点，记者第一次来到中信湘雅医院的门诊大厅，尽管已临近新年，但大厅内仍挤满了排队挂号的患者，他们脸上都写着焦虑、困惑，更多的是对新生命的期待。

　　来到肖红梅主任医师的门诊室前，门口已坐满等待就诊的病友。记者作为助理跟随省政协委员、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副院长肖红梅走近这个特殊群体，切身了解这个群体的现状。

　　两天的“跟班”体验，记者感受到了医生在分享患者喜悦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无奈。

　　医生的笑容最温暖人心

　　“肖医生，手术成功率高不高？”“生下来的小孩健康吗？”“治疗大概要多长时间，费用多不多？”一上午近30个门诊号，几乎每个患者都会重复问这些问题。然而，肖红梅都是极其耐心地回答完每个问题。

　　有个患者在反复咨询完后，仍面带不舍徘徊在门口。肖红梅看到后，微微一笑：“不用担心，你到外面坐坐，想想清楚，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再进来问我。”患者一听，脸上划过一丝感动，连连点头以示感谢。

　　记者发现，在肖红梅的门诊，大多数患者都是愁眉苦脸地来，面带喜色地离开。其中的奥秘就是她上门诊时，永远面带笑容，和病人交流时，也从不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使用很通俗的语言来交流解释，尽可能让病人放松情绪。碰到特别紧张焦虑或是理解困难的病人，她总会特别交代跟诊的护士给予病友更细心关注，并告诉病友：“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安排好的！”这简单的一句话，让病人心里暖暖的，特别是来自外地的患者感到特别踏实和放心。

　　肖红梅告诉记者，“不孕不育症患者，不仅仅要承受身体上的不适，多数还会伴有极大的精神心理困扰，社会习俗、家庭亲属、乡里邻舍、同事朋友等多方面的压力常让他(她)觉得抬不起头，在奔波求医的过程中身心备受煎熬，他(她)们是一个不幸的群体，迫切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与帮助。”

　　中午12点半，当肖红梅送走最后一位不孕患者后，已一脸倦意。从事产前诊断和辅助生殖助孕已近30年的肖红梅说，虽然辛苦，但她热爱这份每天都能看到新生命诞生的工作，每次看到在自已精心呵护下的母婴健康平安，心里总是倍感欣慰和自豪。

　　作为一名不孕不育专家，肖红梅告诉记者，最心痛的是看到久治不孕患者焦虑、困惑、无助的面容；最开心的是，经过治疗，让她们脸上绽放灿烂的、初为人母的幸福笑容。

　　不孕不育呈年轻化趋势

　　“来求医的夫妇，目的都是一样的——想要一个宝宝，症状却并不相同，有的是不育，有的是不孕。”肖红梅告诉记者。

　　当天门诊中有一对研究生夫妇，30多岁结婚，结婚才3个月，见妻子不孕便来要求做全面检查。“不用太紧张，顺其自然就好。”肖红梅问清楚情况后笑着说。最后，肖红梅还不忘介绍受孕和优生知识，夫妇二人听后，长舒一口气，并连连表示感谢。

　　肖红梅特别强调，人们常常将“不育症”和“不孕症”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在医学上的定义是有区别的。育龄夫妇婚后同居，未避孕，有正常频率和规律性生活，两年以上女方未受过孕者称之为“不孕症”。而“不育症”则是指育龄夫妇结婚同居后女方曾妊娠，但均因自然流产、死胎、早产或死产而未能获得活婴者。

　　据医学调查统计显示，男方因素引起不孕不育约占30%左右，女方因素引起不孕40%-50%，男女双方因素同时引起的约占20%-30%，还有约10%的不孕通过常规检查仍无法确定病因，但绝大多数都能通过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来解决她们的问题。

　　肖红梅说，治疗不孕症，只有依靠先进的现代医学对多种病因进行准确分析，根据病因实施规范的治疗。不能盲目用药，要先确诊病因、后治疗，依据不同的病况选用不同的助孕措施，因人而异采用必要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才能安全、有效地获得成功。

　　有一位病人，曾3年内流产8次，检查结果显示是因为输卵管阻塞导致不孕。肖红梅告诉记者，仅一次人工流产导致不孕的概率就可高达5%左右。造成女方不孕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种原因引起的盆腔炎、输卵管炎。女方流产次数多，会并发妇科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特别是子宫内膜受到严重损伤，甚至可以导致完全丧失受孕能力，因此希望广大女性一定重视避免意外怀孕。

　　记者发现，前来就诊的患者年龄均在30来岁左右。“过晚生育也是造成不孕不育的一大原因。”肖红梅告诉记者，人类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5岁左右，如今大学毕业就已22岁，工作后忙着等位子、房子、车子都有了才想结婚要孩子，此时生育能力却已开始下降。

　　“现在人们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作息不规律及不良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生育能力。如过量吸烟，就可导致生育力下降30%。”肖红梅建议大家不论是为后代还是为自己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建议建全保险机制

　　在肖红梅的办公桌上，放着多张新年贺卡。有张贺卡上醒目地写着：“感谢您！因为您给我的家庭点燃了生命延续了希望。”

　　“这些都是患者寄给我的。”说这话时，肖红梅的脸上写着满足与感动。说起曾治愈过的患者时，肖红梅如数家珍，有经历二十多次习惯性流产患者、有因多次胎儿发育畸形而历经反复终止妊娠手术的病友、有被视为不可能再怀孕而处于绝望之中的各种不孕患者，数不胜数。

　　她告诉记者，有一位习惯性流产的患者，在她的帮助下孩子已快15岁了，几乎每年都会来看她。有时，肖红梅还一时记不起来看她的病友的名字。然而，一句“肖医生，我就是想来看看你！”这番质朴无华的话令她感动不已。

　　在记者“跟班”期间，一个电话让平时总是面带微笑的肖红梅眉头紧蹙。

　　打电话的是湘雅路街道社区的一名民事调解员。前段时间，有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妇，带着一个患病的孩子在医院大闹要求赔偿，目前这事还正处在民事调解中。

　　肖红梅告诉记者，这对夫妇是因女方输卵管不通导致不孕而做了“试管婴儿”手术。手术成功，生下了一个外表看起来正常的孩子。然而，在新生儿筛查时却发现孩子患有苯丙酮尿症，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病，一般是由于父母双方同时带有致病基因，并都将致病基因遗传给了后代就成为患儿，这与治疗不孕是没有关系的。此病属于目前已知的4000多种单基因病之一，人群发病率为1/16500。这种病若是处理不及时孩子将发生生长发育迟缓、脑萎缩等严重后果。且患儿需要进食特定的昂贵的定制食品，才能避免身体受损，这无疑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夫妇为此心痛至极闹到了医院，并产生了将小孩丢弃在医院的念头。

　　“每一个人都可能带有几个隐性的致病基因，夫妇俩不巧带有同样的致病基因时生育异常孩子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类似的还包括其他一些罕见的、常规产前检查手段不能发现的疾病。”肖红梅无奈地表示，由于医院没有医疗过错，因此也就无法满足病友的赔偿要求，需要得到患者理解。

　　肖红梅介绍，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占出生人口的4-5%，虽然全球包括中国都采用大量有效手段(如超声、血液筛查等)来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但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仍不能完全杜绝有缺陷的孩子出生，特别是一些罕见遗传病、超出影像鉴别水平的小形态异常。

　　然而，一个不孕不育家庭耗费大量精力财力生了一个带有缺陷的小孩，无疑从一个人生黑洞跌入另一个黑洞中。面对患者家庭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肖红梅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尝试建立保险机制，设立一种为不孕不育家庭生下缺陷孩子的险种，这样能让这种家庭更有保障。”

　　不孕不育是一个社会公认的世界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医疗机构或医生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治愈率，但对任何一个渴望孩子的家庭来说影响都很大，事关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对此，肖红梅倍感责任重大，希望能通过广大生殖医学医务人员和现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帮助更多家庭圆他们“马上”有孩子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