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社。

▲潮宗街碑。

▲青年时期易礼容。

▲文化书社遗址。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记者来到潮宗街，寻觅93年前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痕迹。

　　史说：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社址就设在潮宗街，租的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三间房子。

　　“潮宗古街”的现代石碑立在街口，那条麻石路依然；当年的“湘雅”校址――瞿鸿S公馆还有一块石碑嵌在现代建筑墙上；文化书社最初社址也有一块石碑立在街头；潮宗门虽然已衍变成三座抽象雕塑，其布局让人懂得它是人们从湘江上岸入城“第一站”……感谢人们留下这些历史元素，让记者追寻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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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潮宗街56号，让督军为书店剪彩

　　记者在“文化书社”遗址前徘徊。感叹的是：一个红色书社，能够存在7年之久――“马日事变”时被封查，在湖南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景下，实在是个奇迹。

　　史家有一段这样的叙述：1920年9月9日，设在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了。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在人们的掌声中，他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文化书社的牌匾，那上面“文化书社”是4个颇见功底的颜体――谭氏书法。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

　　不过，就文化书社开业前后的情况来看，谭延还非得剪这个彩――结人缘。而“人缘”，正是文化书社立足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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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吹响新文化号角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湖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性人物谭延闿再次入主长沙，开始了第三次督湘的历程。为了装饰“自治”的门面，他宣布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于是，新的书报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种新的团体乘势而起，湖南有了一点民主的气氛。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身负建党重任的毛泽东立即利用这一有利环境，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此，他同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以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

　　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2版首刊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全文刊载。文章说，之所以要发展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书社的愿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要在全中国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他们，向湖南人民吹响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湖南进步青年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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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拉来众多投股者

　　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

　　可他们遇到的首先障碍是没钱。

　　1979年5月17日，易礼容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况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银洋是一笔大的钱。”没钱，易礼容和陈子博用一个黄泥小火炉、一个瓦钵子做饭。在临时营业期间，易礼容和其他三个“员工”没有工资，生活自掏腰包，工作是尽义务。

　　1920年11月6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其中写道：“从8月2日成立会起截至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可见，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

　　这种投股共搞了三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