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作家莫言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被问及生活、工作在中国的中国作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回答是：或许100年之后。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来自中国的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理由是“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与媒体日渐发达，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为舆论所津津乐道。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公众中，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大家所翘首以盼。这，也日益演变为诺贝尔焦虑症。
“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鲁迅、胡适均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每年的这个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总会在国内引起躁动。这个诞生于1901年、跨越111年的文学奖，并非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与中国作家发生关联。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北京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事实上，每年获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非想象中那样“离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其数量不下百人，有时甚至多达200人。但相比起今天世人对诺奖的热情，鲁迅当年表现出奇冷静。他当即回信，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对该文学奖项的看法，态度丝毫也不暧昧。
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感谢，但“为我，为中国”，都不愿接受提名。理由是“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并以自己翻译的《小约翰》一书作者、荷兰作家弗雷德里克·凡·伊登为例，认为伊登尚未能获得赏金，自己更没有资格。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朱崇科教授长期研究鲁迅，在他看来，作为一位善于“否定式思维”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人与诺奖间的关系充满警惕。鲁迅在信中提出：“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更进而指出，“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85年前的诺奖话题并未见诸当时媒体，仅仅以北京圈内人士谈资的形式被时间一笔带过，波澜不兴。次年，当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也遭到拒绝。
“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
钱锺书历数赛珍珠之流入选者，以证其谬
同样作为善于“否定式思维”的知识分子，钱锺书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更为豁达，甚至表露出不屑。诺贝尔评奖委员之一、汉学家马悦然曾登门拜访钱锺书，遭到钱锺书讥讽：“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饭吃的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
后来，钱锺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历数“诺奖委”的误评、错评与漏评。在《灵感》一文中，钱锺书更深入评价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
他写道：“(有的中国作家)对文学上的贡献由公认而被官认。他是国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专家组织委员会来翻译为世界语，能向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同时，他再次讥讽诺贝尔文学奖在语言选择上的不足。他写道：“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国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
80年代中期，诺贝尔文学奖话题开始受到公众关注。1985年冬，《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与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登门采访钱锺书。
言谈间，引出钱锺书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番议论。他先是问记者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后来也领取了这个奖。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说活着的，在已故得奖者中有格拉齐娅·黛莱达(意大利小说家)、保罗·海泽(德国作家)、鲁道夫·奥伊肯(法国哲学家)、泼尔·布克(赛珍珠，美国作家)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
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二十年采访选》，翻到博尔赫斯因为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的一节，说道：“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太看重了。”
“他既不屑于诺奖，也不屑于推崇诺奖的人。”朱崇科认为，钱锺书学贯中西，这让他在今人所追捧的诺奖面前表露出高度自信。而其家学渊源深厚，见识广博，也使他对诺奖背后的世俗名利淡而处之。
为了“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被评论批评以西方文本为主。而在西方，也有人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上也占有重要位置的萨特就是其中一位。
1961年，由于经济拮据的缘故，萨特执笔重写搁置多年的自传，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词语》。该书在1963年发表于《现代》一刊上，次年出版单行本。萨特此作一经面世，引发评论界热议。同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授奖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丰厚奖金面前，经济拮据的萨特致信诺贝尔文学奖，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但瑞典皇家文学院并没有因为获奖者本人的意愿而改变决定，最终仍把文学奖授予萨特。
10月22日，萨特委托瑞典出版商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宣读自己的公开声明，声明中以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由，再度拒绝领取该奖。“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他说。
萨特一向弃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无论是战后法国当局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还是来自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仅仅来自他个人的学养成就，而非这些世俗名声。在面对读者时，这些荣誉会让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受到遮蔽。用他的话来说，签名落款为“萨特”，是一回事；签名落款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却是另一回事。
莫言获奖
是治疗诺贝尔焦虑症的良药吗？
30多年来，国人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翘首以盼，演变为今天的诺贝尔焦虑症。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作家郑彦英认为，莫言获奖是治疗诺贝尔焦虑症的良药。事实能否如此理想？
“一边是诺贝尔奖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家喻户晓，”朱崇科分析道，“另一边是国人在重开国门后，渴望得到国际认可，而建国63年来的文艺发展不尽如人意，从而进一步夸大了这种焦虑感。”但他并不认为诺奖授予中国本土作家，将有助于国内诺贝尔焦虑症的消解。“如今，文学奖项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学的束缚”，从更深的角度而言，反而“如同一块遮羞布”，遮蔽了中国文学当下问题。“恰恰是中国大陆文学奖项公信力的丧失，才令诺奖成为业界、媒体和公众对文学认知、评判上的最大公约数。”
回顾近年国内一系列的文学评奖，几乎无不夹杂着大量非议之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有关“茅盾文学奖”。2008年，评论家洪治纲撰写长文《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对评出的作品是否代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艺术上的“高峰”等问题提出质疑。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同样引来争议，参选作品的前10名作者中，省级的作协主席、副主席占到了8位，被指“充满官僚主义”。
而“鲁迅文学奖”也同样遭到质疑，2010年第五届 “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时任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歌在网络引起巨大争议。
尽管诚如钱锺书所言，诺贝尔文学奖也有着不少不足，其评判结果也引发不少争议，世界文坛群星闪烁，不少海外著名作家都与之无缘，如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等等，但从其组织结构上看，瑞典文学院独立于政府的组织，也独立于任何政治和社会集团，虽然每个院士都有自己的道义倾向以及政治倾向，但文学院作为整体一直避免形成干预政治的倾向。瑞典文学院院士基本都是著名作家和学者，一般都精通四五门外语，多数都能直接阅读英、法、德、西以及北欧原著，也有几人熟悉俄语。评选和颁奖的决定权仍然属于全体院士。
“起码这样的国际文学奖，是国人无法通过权力或金钱能够左右的。”朱崇科认为，在获奖人的选择上，其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相比起受到泛政治化裹胁的本土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流还是好的”，也更令人信服。也有评论认为，莫言得奖的一大缘故，在于作品在瑞典的传播广泛。
中国文学从业者
更应侧重什么？
时至文学奖尘埃落定，公众关于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仍未休止。而回过头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基准，根据诺贝尔遗嘱，为“应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有评论指出，相比起奖项本身，这份“理想倾向”更应为中国文学从业者所侧重。
在课堂上，朱崇科向学生介绍鲁迅在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知己，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是其中一位。受其母影响，大江健三郎在学生时代已经对鲁迅的文学相当熟悉，并一直对鲁迅怀有极为谦卑的态度。他曾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世俗名声盛大的文学奖项和鲁迅之间，视后者为更高峰。而大江健三郎与莫言交往数十年，一直对其给予好评。而据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回忆，2002年大江健三郎访华，并抵达莫言的家乡。当时，大江健三郎说：“再有10年，他能拿奖！”(羊城晚报 记者 朱绍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