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日电(“新华视点”记者陈芳、周婷玉、凌军辉) 全国两会临近，“反腐倡廉”高居多个门户网站前瞻热点调查前列，也成为陆续抵京的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一年来，高官密集落马，“小微”制度向特权开刀，中国反腐赢得群众的空前支持和期待。一些代表委员表示，反腐成败关系人心向背，希望反腐成果能由标及本，构建坚固的权力法律制度牢笼。

　　防微杜渐，惩处腐败塑“为官底线”

　　月饼、贺卡、鞭炮，这些公款消费中最不起眼的礼品，去年以来被置于禁令监督的聚光灯下。用“小微”制度向特权开刀，直指滥用公款、铺张浪费顽疾。

　　关键节点的禁令，看是惩处干部腐败行为，实则连接成一条“为官底线”。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枣强县芍药村党总支书记王文忠说：“此轮反腐针针见血、直击要害。党员干部就是要树立这样反腐的底线意识。”事实证明，群众看得见的奢侈浪费之风明显得到遏制。

　　“‘微创手术’治大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指出，腐败之于党的机体，犹如患者身上的脓肿。用公款的地方，钱再少也不能忽视；有公权的地方，事再小也不能漠视。

　　“‘小恶’不除，‘苍蝇’就易变‘老虎’。”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安说，从查处的多起案件看，特权往往是腐败的前奏。一些党员干部正是从“帮小忙”、收红包、赴饭局等逐步滑入腐败深渊。

　　多位代表委员注意到，2013年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未来5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划等相继出台，更清晰地传递出未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惩治和预防并重的反腐新思路。

　　刘玉村委员说，这既彰显中央惩防腐败的坚持，也表明反腐的顶层设计逐步加强。

　　“零容忍”全覆盖，反腐面前没有“特殊群体”

　　全国30余名“中央管理干部”落马，18万余名党员干部被追责——所涉人员从科级到省部级，涵盖政法、纪检、央企等关键领域，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的强劲力度震惊官场。

　　“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高抒说，高官密集落马，凸显了中央一查到底、猛药去疴的决心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本轮反腐风暴中，除重点监督“一把手”，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也不例外。内蒙古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安徽太和县委原书记刘家坤等诸多落马官员的腐败之途，往往都有情人、秘书为伴。此次落马高官中，冀文林、郭永祥等人都曾担任领导秘书。

　　“‘身边人’的腐败，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高抒委员说，有“楼台”撑起保护伞，“身边人”才能狐假虎威。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田禾教授也认为，反腐败要力求避免“秘书政治”“裙带政治”危害，这些现象不仅易形成“官官相护”的氛围，而且易成滋生窝案、大案的土壤。

　　在一些人看来，退休或退居二线的官员往往意味着“平安着陆”，但此轮反腐中一些“退二线”官员被追责引发关注。

　　案发前，64岁的郭永祥早已卸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省文联主席“虚衔”；63岁的陈柏槐已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近一年，59岁的倪发科也已卸任安徽省副省长半年……对腐败官员追责到底，不仅显示中央惩治腐败“零容忍”的决心，也对在职干部敲响了警钟。

　　“追责退二线官员有利于防止腐败‘期权化’。”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表示，追责也无禁区，让为官者预见到腐败的后果。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这轮反腐显示了清晰的“零容忍”立场：办公室内外，不留监督“盲区”；权力圈内外，没有反腐“特区”；官职任上和任下，也没有“例外”。

　　“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一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两会前夕，中央纪委率先强化自我监督举措，再次让代表委员看到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

　　立法“筑底织网”，让干部“不敢腐、不能腐”

　　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清廉指数连续3年上升。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调查也表明，近九成的受访者对党和国家的反腐努力表示认可。

　　“在看到成绩同时，不能忽视反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认为，腐败现象不是一地一时形成的，反腐也应“蹄疾而步稳”，由标及本，逐步推进。

　　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追责。“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高抒委员说，凡用权必有责，凡有失必问责。只有构建“掷地有声”的问责机制，才能树立党纪国法的权威。

　　加强“制度供给”，拓宽反腐重点领域。王文忠代表认为，在关注干部“吃穿住行”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国企、组织人事、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惩防机制，拓宽反腐的领域和范围。

　　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系列条例和规定，已体现法治反腐思路。”吴青代表说，但既有规定多分散在相关法律和党内规定中，只有立法反腐才能打“持久战”。

　　反腐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应通过立法明确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配套，强化贪腐的惩处问责，让干部“不敢腐、不能腐”，压缩特权“缝隙”，倒逼出更多的廉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