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反映。”
蔡依，《文学概论》
女书，别称“长脚文”、“美人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只在女性之间使用的文字。在中国解放前，妇女因不能受教育而学不了汉字。女书在这时就成为了女性之间秘密的沟通方式，在这一禁闭的年代中帮助她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可是，女书的由来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为何出现在江永，字词的起源，以及创作者的背景…可惜的是，由于缺乏具体、详细的历史记录，女书因史料不足而困扰着当今的研究者。
毋庸置疑，女书经历多年的传授与变迁已经与她原本的模样截然不同。她从封建转向现代，从封闭变为开放，从江永走向世界，因时代背景而变容改俗。
沉默旧岁
封建时代，江永女性们无法上学堂，女书便是她们的“声音”。她们用这种独特文字，记录生命故事，诉说心中苦闷，或吟咏或歌唱，也在其中表达自己对于人间百态的态度。
义年华上江圩乡棠下村人，17岁出嫁到桐口村。她的《要问女书何书来》描绘了她与她的老同（当地同年生的女性姐妹）之间的情真意切：“相结老同鸳鸯行，二位坐齐交过心。齐在绣楼交好义，同陪知心仙洞形。”
更多的时候，女书作为苦情文学，凄凉哀婉是她的主基调：“前世有冤前世报，今世无缘受苦辛”是对身不逢时的无助；“悬梁身死三时久，郎叔救台转回魂”则是对于丈夫家暴的无可奈何。
当然，女书作品中亦有女性反抗纲常礼教的内容，在《三姑记》这篇叙事诗中，王姓家的三女儿自愿嫁给了一位家境寒酸的穷人，嫌贫爱富的母亲劝其改嫁，三姑却说道：“人人若是高官做，谁做高官谁做民。他做高官他富贵，我爱苦来我爱贫”。
女书园入口处的“江永女书”四个女书字，图源姜宇谦机遇新生
女书经历了世代的传承，即使时代变迁，新时代中女性已有了上学的权利，但身在江永的女书传承人们依然会选择唱女歌，写女书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女书，是烙在骨子里的表达，是姐妹互相的慰藉。
2018年，女书传承人周惠娟的大儿子因肝癌去世，悲痛地卧床不起，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光。也就是在这时，她的姐妹，同样作为女书传承人的何艳新及时送上女书劝解：
只怪阎王勾错魂 不该白头送黑头
命中不由口中说 落地三声注定来
你又尽心修诊他 得起疾病奈不何
儿子落阴难舍你 百岁疼命世上陪
七言女书缓缓道来，如雪中炭，解开了周惠娟心中的心结，“我知道是时候该站起来了，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女书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周硕沂先生，作为男传女书第一人，进行长达20多年的实地走访，为女书发展迈出第一步。改革开放后，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在江永发现女书，1983年他发表了国内外首篇女书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大量学者前往江永进行学习研究，江永女书也在这时，真正走向了大众。
部分女书传承人和学习者慨于时事，用女书谱写新章。周惠娟喜于国家发展，经五年写下红旗颂，“这幅作品记录至二二年的时候，从艰苦的时期到站起来，富起来，强大起来的过程。”
周惠娟奶奶的《红旗颂》，图源裘开瑞中国国门的打开，也给了女书走出国门的机会。日本学者们对这独具魅力的女性文字兴趣斐然，于1997年邀请周硕沂和何艳新旅日，帮助研究。对此，周硕沂情绪五味杂陈，写下了《应邀日本研讨女书有感》：
年轻一度被俘虏 老迈翻为座上宾
隔海行程万里多 腾云半日到东京
。。。
纵观隔海衡差距 诸般确实有悬殊
故若将来国美梦 犹当各自创宏图
新的元素使女书在新时代抹上不同色彩，从一种女性之间的交流密语变为了对外展示与时代歌颂。
未来挑战
进入新时代，女书开始面临多种问题，如果无人关注女书的发展，她也将沦落为上个世纪的死语，只被少数当地传承人书写、歌唱，从当代人的视野中渐渐消失。
当女书在2006年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江永女书，投资了百万元在江永县的上江圩镇中建立了女书园一女书展览馆，其中的女书学堂、女书文创店和女书博物馆都成为了保护并开发女书文化的重要场所。
女书园确实为当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女书园讲解员胡淑珍说“在女书园里学女书，做讲解，不用出去工作，还可以带孩子，又可以学到东⻄，一举三得。”但曾为女书园馆长的胡思婷也承认，她一开始在女书园里工作时，工资“才八百块钱，特别低”，母亲对自己的工作一开始也“特别反对”。
女书园大门，图源裘开瑞为了传承女书，江永每年都会举办女书培训班。据胡思婷介绍，报名门槛从之前的“只收会土话的本地人”变为了今年的“只要对女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
今年培训班为了让学员更近距离地体验女书文化，集体来到女书园参与女书习俗“斗牛节”和“坐歌堂”的还原。“新娘”坐桌子最中间，两边的“上位女”会陪着新娘唱当地的女歌。在这种还原活动中，围绕着新娘的已不再是自己的亲戚朋友，而是一个个拿着相机、手机的旅客；坐在新娘旁边的不再是真正的上位女，而是暂时换上一身当地服饰的学生；匆匆忙忙学完歌词的女书班，唱完女歌，吃完喜糖，就急着在女书园入口“江永女书”四个女书大字前，跟当天的“新娘”照相。
坐歌堂展演活动，图源姜宇谦胡思婷作为这次女书培训班的班主任认为，参加女书班的很多学员将女书当作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语言”，有人为了艺术，有人为了论文写作，有人为了探索女书文创。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女书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被商业化的过程。
在商业化的另一端则是本土女书研究者黄先生（化名）的 “普通话女书”。为了让女书不成为“躺在博物馆里的尸体”，他从大学就开始研究家乡的女书文化，历经十几年时间创作了一个将女书与汉字一一对应的体系，为说普通话的大众降低了学习女书的难度。普通话女书尝试通过女书的再次教育与推广，重新给予女书她原有的生机。可是真正想要花时间学懂女书，将其传承下去的人屈指可数，在这种背景下，“普通话女书”能否真正改变女书的命运尚无定论。
多年来，女书慢慢脱离了作为一个“语言”的身份，从一个女性之间的密语，到一个少数续写的传统，到一个广为流传的话题，变为了被研究、观察、参观的现象。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很多人对女书的未来担心：女书的文化内涵是否有被越来越不重视？其魅力是否有被旅游业、娱乐业稀释？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或许女书的未来，发展与传承不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胡思婷说的那样，“重视女书语言的同时，把女书推得更广更远”。
本文作者：姜宇谦、裘开瑞（根据姓氏拼音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