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艺女青年不常有,所以我们常常想起三毛

作家三毛,1990年9月摄于 成都。图/肖全作家三毛,1990年9月摄于 成都。图/肖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撒哈拉的故事》和《雨季不再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撒哈拉的故事》和《雨季不再来》。

  七十五年前的3月,三毛出生于重庆。现在已经是很多人娭毑年龄的她,即使逝去时已不年轻,但每每有人把文艺女青年炒成热词,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很多人眼里,她和她的书中的她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更有人称她为“现代文艺女青年的创刊号”。

  三毛来湖南游乐的事,终未发生

  1989年夏,三毛第一次给时任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弘征先生的信,一式两份,分别从台北和香港寄出。收件人的地址,她写的是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因为台北有数百家出版社,她以为长沙也有很多出版社,担心弘征先生收不到她的信,但事实证明是她想多了,虽未写湖南文艺出版社具体的地址,分别从台北和香港寄出的信,弘征先生都收到了。

  这也是三毛第一次有信寄到湖南。在此之前,湖南文艺出版社在未和她打招呼的情况下先后出版了她的《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书。1989年初,弘征先生听说三毛会来大陆之后,给三毛祖籍浙江舟山与三毛有信件往来的某中间人写了封信,托其向三毛致意,并寄去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毛作品的样书。

  三毛第一次给弘征的信,主要谈了她出书的事及回大陆的感触,要求弘征以后如果“有事相商”,就直接和她联络,她“于公于私”,都想与弘征先生做个好朋友……

  弘征先生和三毛后来多次书信交流。三毛似乎特别喜欢写信,有时候头天刚写好一封信发出,第二天又写了封长信。那些信,有谈她创作中的甘苦的,有说她的病情的,有说她的生活忙碌的,等等。这些信,让弘征先生“产生一种如逢旧雨的心情”。因为他们一直没有会面,三毛还特意拍了两张她家客厅的照片寄给弘征先生,说是“请您精神上来我家坐坐”。弘征先生曾确信三毛会来湖南,三毛多次在信中说要来湖南,她在信中曾这么写道:“这个夏天、秋天会很忙碌,湖南与你同游之乐,只能放在未来,这是我十分不舍的美事……”

  这美事,终未发生。这封信发到湖南5个月后,弘征先生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三毛去世的消息。

  和王洛宾的忘年恋,家人认为是她源自对艺术创作的欣赏

  为彻底摆脱疾病对自己的控制,三毛1991年1月4日在台北荣总病房内用丝袜解决了自己。享年48岁。

  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差不多在她多次跟弘征先生写信说要来湖南的同时,她和西部歌王王洛宾也频频鸿雁传书。

  三毛从小就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大阪城的姑娘》。尽管三毛的姐姐陈田心说三毛只是把王洛宾当作长辈,“或许人家会以为是男女之爱,而她认为这种情感是源自对艺术创作的欣赏,也是一种长辈晚辈之间的情感传递,没提过两人会变成伴侣。三毛只是希望能给他一些温暖,让他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情感”。但世人却多认为这是传奇的忘年恋。

  上海纪实频道颇为严肃的口述栏目《往事》,在其2010年4月29日的节目中,也把他们的感情当作“忘年之恋”,还评议说“爱情有时就像一张宣纸,虽然模糊,但只需轻轻一点,爱情有时也像一堵冰墙,虽然晶莹剔透,但墙内外的两人只能在自己的世界,永远不能相见”。

  三毛和王洛宾是见了面的。1990年4月16日,乌鲁木齐,这天下午王洛宾正独自在开着暖气的家里打盹,从天而降的三毛轻轻叩响了他家的门。《往事》节目中,和三毛也有过交流的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说未见面之前三毛印象中的他父亲“是英俊的一个年轻人”,但门推开后,她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秃顶”。

  王洛宾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次的突然会面——三毛问王洛宾“你一个人住这么空荡荡的房间,有没有寂寞感?”王洛宾反问:“你一个人到处走,不寂寞吗?”三毛笑着说:“流浪本身就为了排除寂寞。”

  一个77岁,一个46岁。他们的谈话由寂寞发散出去。

  第二天,王洛宾去宾馆回访三毛后回家,三毛在他身后喊:“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这样我回到台北就可以收到你的信了!”

  回到台北,还没等到王洛宾的信,三毛便给王洛宾写了“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还写了“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是自由的”。

  王洛宾则回复说“我是一把萧伯纳用过的旧雨伞”。王海成解读他父亲这句话是暗示三毛“我老了,我不适合了”。三毛没理会王洛宾的暗示,同年,她未等到她自己说的一定要再去看王洛宾的9月,而是在8月23日,再次飞临了王洛宾居住的乌鲁木齐。这一次,她甚至在王洛宾家里住了几日。

  父亲给了文艺三毛最大限度的纵容或者说支持

  和三毛差不多同时被大陆广大读者接受的台湾女作家,还有琼瑶和席慕蓉。琼瑶因为年龄的关系,先是被称作阿姨,现在基本上是被称作奶奶了。和三毛同龄的席慕蓉,她的“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也常被文艺青年、尤其被文艺女青年所传诵,但可能因为她太安静、太佛系,也常被人忽略。三毛的脱颖而出、被追认为“现代文艺女青年的创刊号”,是因为她的文字和行为都彰显出来的她身体和灵魂的自由、她经历过的苍凉快乐的漂泊以及最最重要的深刻浪漫的爱。

  三毛最初的自由或者说叛逆是她的父亲给的。按三毛的话说,她的父亲陈嗣庆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运动员,但命运却让他和他的兄长一样成为律师。或许是自身愿望的未达成,陈嗣庆给了女儿陈懋平最大限度的纵容或者说支持。包括,小时候陈懋平觉得懋太难写,便把它漏掉,改名为陈平;别的小孩都不敢反抗体罚,唯独后来叫三毛的陈平敢;而且说不愿去上学就真的不去。这些,做律师和做父亲的陈嗣庆最终都由了她。

  “学校并没有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离家出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三毛曾这么说,也曾这么做了。

  三毛文艺上的天赋足以支撑她一直自由下去。写作能力自不必说,若她不写作,凭画画也能让她有底气自由自在。三毛的姐姐陈田心回忆,三毛不上学后,先和邵幼轩学画,随手画花、兔子都很生动。和顾福生学画后,她的人生就改变了。陈田心感叹说:“如果三毛一直坚持从事学画事业,应该是不错的画家。”陈田心印象中,妹妹以前没想过要当作家,写文章纯属无意之举。“当然,她从小作文就很好,文字堆砌的能力极强,更重要的是有思想,她的感情流露在笔尖,从文章到家信,都相当自然不造作。”

  “我的写作,完全是游于艺。是玩,就是玩,写完了,我的事情也了结了。我从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读者,也很少想到稿费,但是,文章登出来,看排版铅字,是一种快乐。”三毛曾对采访她的记者文桂亚说。她的这种写作态度,是现在很多文艺青年所艳羡的。三毛对文桂亚说那段话时,穿着白色麻纱缀花上衣,蓝色牛仔裤,腕上套着一对凹凸雕刻的银镯。文桂亚感觉比起照片,三毛本人更显得慧黠、灵秀。三毛的这副装扮,差不多也是现在文艺女青年们普遍的装扮,即使,现在离那时已经过了30余年。

  “最是有血有肉之人,但却自绝于家庭”

  1989年,也就是三毛和湖南联系上的这一年,三毛回家和父母住了三年后,准备再一次长时间的出走。她上一次离开父母,出走了22年。那22年,三毛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和荷西的结婚,包括一个人面对荷西的不幸。她的文章和书在台北随处可见,她父母也经常可以听到人议论她,但就是没能围在一桌吃个饭。以至于她的突然回来后的这三年,她父母觉得是对他们的一种考验。

  在陈嗣庆认为的三毛没有回头路可言的最后一次离家出走那天早上,他发现了三毛留给她母亲的信,他自作主张藏起来未给妻子看,然后给三毛写了封信,信中这么写道:“平儿,你最是有血有肉之人,你自绝于家庭,又不肯上班,也不想前途大事,为父的我,巴不得你凡心未泯。其实,为父的我,跟你在许多心态上十分接近,除了公务之外,十分渴望一个人孤独地生活。我想,我之所以不能‘了’,并非因为那么多的责任,我只是怕疼。你的‘了’,也不是没有责任,是你比我能忍痛而得到的。”

  三毛的能忍痛,包括陈嗣庆看到的,在荷西的忌日,她“照常吃喝,并不提醒家人一句”。“我经历过一个全心全意相爱的人的死亡,他使我长大许多许多,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生死可以把它看得那么淡,当时当然很伤痛,但事后想起来,这个离别又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我不再期望将来有一个天国让我们重聚,我觉得那不需要了。我的人生观因为这人的死亡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他的身上看穿了我一生中没法看穿的问题。”三毛曾这么说。和她接触过的人,或感受过她的热烈,或感受过她的无情。很多人以为她不会爱了,但没想到她生命的最后两年还会从台北飞到乌鲁木齐示爱。

  文艺青年三毛觉得做特殊的人是最羞耻的

  好像没人把三毛的年龄当一回事,她再一次燃起爱的火焰时,已经47岁,但她的粉丝们关注的焦点更是她爱得那么肆无忌惮。这种肆无忌惮似乎只属于青年,似乎只属于文艺青年。她父亲希望三毛的“凡心未泯”,似乎也就是这种他从小就惯了她的那种不管不顾。

  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她的表达是没有隐藏的。小时候对老师体罚的反抗没有隐藏,到了可以爱的时候,她也没有隐藏。她的生活中是这样,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也是这样。很多时候,除了她自己,没人知道她作品中的人物是现实中的她还是她自己理想中的她。

  “在生活上,我是一个赌徒,从小,冰淇淋我是不买的,我一定要打出一个天霸王来,而我发现的一点是,你做的事情,只要尽力去做,就能做到。你要移山,山不过来,你说,过来!它就会过来。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比喻,但是,我始终对自己有着信心。”三毛这样的言语很受没她那么不管不顾但又希望在已经感到受束缚的状态中有所突破的粉丝们的热爱,很多人从她这里吸取力量。

  她不愿意广大的读者群渲染她,“做一个特殊的人,是最羞耻的”。她取笔名三毛,或许就是源于羞于做特殊的那个。“三毛是一个最简单、通俗的名字,大毛、二毛,谁家都可能有。我要自己很平凡,同时,我也连带表明我的口袋只有三毛钱。”她说;她还说:“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三毛知道普通人是最自由的,她曾想象很自由地和王洛宾生活在乌鲁木齐,她可以像一个普通家庭主妇那样去菜市场,但,她失望了,她履行承诺再一次飞到乌鲁木齐看王洛宾时,正碰上有人给王洛宾拍纪录片。三毛的飞机才降落,得知消息的他们便围了上去,这让三毛很是生气,并最终还是孤身回到了台北。

  陈嗣庆曾说女儿虽然在旁人看来,也许太孤单了,但这恰恰是三毛所要的。陈嗣庆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三毛、也最懂文艺女青年的。除了希望女儿健康快乐,他没给过她什么建议。他总是由着女儿。现在的文艺女青年应该很羡慕有这样的父亲,但,这样的父亲不常有,三毛这样的文艺女青年更不常有。所以,1943年3月生的三毛,如果还活着,现在已经75周岁,但我们说起文艺女青年时,头脑里仍会出现她在沙漠或者她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身影。

  (潇湘晨报 撰文 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