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文高考各科试卷(受访者 供图)曾湘文高考各科试卷(受访者 供图)
曾湘文收到的湘大录取通知书(受访者 供图)曾湘文收到的湘大录取通知书(受访者 供图)

  原标题:缘分如此奇妙 她连续两年参加高考,数年后竟与自己“录取卷”重逢

  1977年,深秋。衡阳水口山矿务局下属一农场,高音喇叭悬挂在菜地边的电线杆上,声音激昂的男播音员反复播送着“全国恢复高考,不问出身、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通知。这让当时正在码砖的女知青曾湘文颇受震动。

  此时,十几岁就似懂非懂读《安娜卡列妮娜》、性格有些内向的曾湘文已经在农场的田间地头,磨砺了整整5个年头。

  命运,终于打开了一扇门。没有任何犹豫,曾湘文立马决定报名。

  如今,40年时光悄然过去。昨日,年过六旬、已经退休的媒体从业人员曾湘文向记者讲述了父亲、自己与高考的故事。

  因“出身不好”,她屡次失学

  简单的“出身”二字,曾给曾湘文带来了太多挫折。

  她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时期赶上“文革”,因“出身不好”屡次失学。父亲遭受冲击,他们举家从长沙迁往衡阳。从大学讲台上被赶到了水泥厂,父亲做着搅拌泥沙的重体力劳动,家中藏书也在动荡中损失殆尽。好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不少住院病人会自带书籍打发时间,母亲常常借来带给曾湘文看,慰藉她在动荡中受挫、不安的心灵。

  在下放当知青的5年时间里,曾湘文身边一个又一个同学招工进厂、征兵入伍,更有幸运儿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而一贯成绩优异的她却只能担水浇菜、卸煤挑砖。

  1977年高考,她又输给了“出身”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考试时间定于当年12月。

  “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更要命的是根本没有复习资料。”曾湘文记得,那段时间,她“抓着什么看什么”,有时是一张《人民日报》,有时是一本《新华字典》,有时是一卷已经翻得稀烂的《中国通史》。领到准考证的那天,曾湘文脱下棉袄,在前襟上缝一个暗袋,小心翼翼地将准考证放入。  

  那年高考,上了大学录取线的考生,先体检再填报志愿,然后再政审。农场报名的考生装了满满三卡车,最终获得体检资格的不过10人,这其中,有她。

  填报志愿时,凭着对成绩的评估与自身兴趣,她填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可放榜的消息来了一波又一波,从重点大学到普通大学,最终连大专都没有她的名字。

  原来,她又一次败给了“出身”——因为政审没有通过,落榜了!

  从激情满满到跌入冰窖,残酷的现实让人无处可逃,她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以落花的方式,怀念那一束让生命猝然怒放的春光。

  父亲为她编写复习资料,她再战高考

  1978年,从头再来吗?曾湘文心灰意冷,不打算参考了。母亲也动了提前退休让她抵职的念头。然而,一贯沉默的父亲这次坚定地发话了:“再考一次!”

  复习资料依然匮乏。父亲凭对教材的记忆与自身知识储备,为曾湘文编写复习提纲。他把水泥厂的包装袋擦拭干净,裁剪成复习提纲封面。语文、数学、历史、政治、地理,每一门有目录、有章节,包括了基础知识、要点、难点,还穿插了自测题,字迹娟秀、条理清晰。父亲还把自拟的题目先做一遍,并将答案附在册子上。

  曾湘文至今都记得父亲将这套资料送到农场的场景,“‘文革’期间,父亲俯仰沉浮,连自己都落不稳,还要存着一口气,挣扎着托举我,不让我沉沦。”

  “后来,我听说这届高考会公布分数,这也激发了我的好胜心,要为分数而战。”曾湘文开启了三个月的疯狂复习模式。10人的宿舍,大家出工回来唱歌、拉二胡、聊天,吵吵闹闹,她坐在自己的上铺“与世隔绝”,护栏上钉几块杉木板就是书桌。宿舍熄灯后,曾湘文点起煤油灯继续复习,汗巴巴的脸上,这里一道油烟印,那里一抹蚊子血,她给自己立下“军规”——12点前绝不睡觉。

  高考从7月20日到22日,公布成绩时,曾湘文自己都难以置信:她考了375.6分,超过大学录取线70多分。

  “高分低就”填志愿 竟收获惊喜

  分数依然让人欣喜,可政审,这回能过得去吗?再三考虑后,曾湘文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在填报志愿时“高分低就”,所有志愿只填专科。没想到,这个无奈的决定却让她收获意外之喜。

  录取工作在韶山进行,湘潭大学的招生人员因为“地缘优势”走得最晚。他们再次翻阅超过重点大学分数线但还未被录取的考生资料,从中找出4名考生,曾湘文便是其中之一。

  招生人员把这4名学生的档案、考卷全部带回湘大,经学校校委会讨论决定,4名考生全部招入湘大。

  就这样,“出身不好”、读专科已是奢望的曾湘文,在24岁那年成了湘大这所重点大学的大一新生,就读汉语言文学系。而她的高考试卷,也因为被招生人员带回了湘大,之后被放入档案袋中。

  “大概是30多年前,我所在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清理档案时发现了这套试卷,于是留给我做个纪念。”曾湘文说。(株洲晚报记者 李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