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情”“有义”“有味”的梅山精神招魂

  ——读李梦昭、李凌洁的长篇小说《故人庄》有感

  文/刘长华

  众所周知,“梅山文化”这一概念是1988年有研究者提出来的,并得到外界的认可。但人们对“梅山”文化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一些感性、直观的印象之中,譬如巫术盛行、笃信鬼神和多神崇拜,譬如彪悍习武又特别讲究客套……梅山文化的精魂或者内在要义在某种程度一直是云山雾罩、语焉不详。而且我们明白在当下追溯传统,应不止是对过往历史的不停地神话、传说,在一堆秦砖汉瓦上一枕先祖的光荣与梦想,而是要传统与当下有着亲密的对话,让传统释放出生机与活力。长篇小说《故人庄》(李梦昭、李凌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鲜活地呈现了“改开”四十年语境下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方内陆山村的变迁史的同时,在我看来,更像是在为“有情”“有义”“有味”的梅山精神深情地招魂,更像是为大家所焦虑到的整个中国日趋“空心化”的农村招魂。

  梅山文化是“有情”的文化。这种“情”是赤子之情,是非功利的,是对人最初感觉的忠实。首先,它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石桥铺村”本来与山水自然是和谐共处的关系。从不涸泽而渔,从不贪多务得,而是遵从生物的意见,适可而至。抓泥鳅的法术和法规代代相传是最充分见证的。也就是这样的敬畏心灵,使得村里一直永葆一方青山绿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绿水。当彭石匠欲壑难填,肆意开采时,最后惨受大自然的报复。其次,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睦邻友好。封建文化的人家关系是血缘家族的,可能在家族内部有时候讲亲情、谋仁爱,而不同家族之间为了利益、为了名望等等总在上演纷争与矛盾,以至于酿成大事端。《故人庄》中的几户主要人家是不同姓、不同宗的,但大家一开始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一种返璞归真,大家有似于渔猎时代的公社成员,所以陈篾匠陷入家庭和个人身心困顿时,村民不抛弃、不放弃,与之共度难关。当有人为私利所驱使,要破坏这样的“关系网”时,最终只能他自己成为漏网之鱼。最后,它表现在男女情感之上,遵从真情实感。黄牛牯任劳任怨,为陈篾匠一家无私付出,菊花不为所动,选择逃婚,因为那不是爱情。桃花为了救助大斧头,她一度委身他人,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婚,宁愿失去优渥的生活条件。“石桥铺村”的男女婚娶虽然不像沈从文笔下的由“对歌”来裁决,但在精神内核上是高度一致的。

  梅山文化是“有义”的文化。这种“义”就是天地良心、日月可鉴,是非清浊绝不含糊。第一,它表现在不屈服外在邪恶势力。陈氏妇女在危难迫在眉睫时,袖口总能飞一把锋利的小刀,用以自戕。这就是神怪。不过,与其说是神怪,不如说是精神的力量,是家传的力量。当面对一个强于自己的邪恶势力时,与其被其生吞活剥、百般凌辱时,不如以自杀的方式,留得个人清名,又不累及和玷污正义本身。梅山地区习武成风,与强身壮体无关,与杀人越货(不产土匪)无关,更多出于免受他人的欺侮,活出一口气来。第二,它表现有高度的禁忌心理。“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生活中处处留有小心和谨慎,就不至于沦为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就是对良知的看护。《故人庄》中多次写到“诅咒”的这一意象;写到某人很坏时,动辄以“山鬼”呼之;风水先生世家之弟邹癞子偶有“简直神了”的金句外冒……种种都在表明“石桥铺村”人还是不断在为自己标划着道德界线、行为底线。第三,它表现在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大斧头,是作品塑造的正面形象,是正义的化身,是真正的梅山神之一。当他从事房地产风生水起时,立马转行去实际并不走好的电子行业。但谁都知道科技是主宰着未来的,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大斧头还腾出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段,用来办公益学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更应“用之有道”。

  梅山文化是“有味”的文化。这种“味”就是民间的而不是雕琢的,有趣和有历史感、有生命力交织。第一,它是谑而不虐或者傩戏表演下的人生态度。梅山文化是“有情”的,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谑而不虐就是生活充满活力和激情、生命有创造力。小说中的邹癞子和孙瞎子永远在“互掐”、在相互抬杠,好像时刻是在进行一场傩戏表演,让人忍俊不禁。但他们又是好朋友。他们是这样,他们的祖辈是这样。其他人之间也是这样,从来没有虚情假意、繁文缛节。众人姓名都是职业的代号,都是有点“荤”,正如小说中写道稍不留神都意味他们是“残联”的。可也是有了这样的称呼,大家代代都身怀独门绝技。第二,不拘形式、重在悦己的娱乐精神。梅山地区的文艺活动是简单的,古朴的,小说中所写的“呜哇山歌”“炭火舞”“草台子戏”等等,都不是以形式取胜,是与生产、生活保持着“原味”的关系,以至于大家对活动中搞抽奖等现代活动深表不屑。近乎笨拙的表演让现代人都觉得滑稽,却又不能否定它们的厚重历史内蕴。第三,迷而不醉的处世意志。梅山地区正月待客,进门就给客人端上清淡的水酒。《故人庄》的主人公们也老是在喝红薯酒。淡淡的水酒,引人入胜,在时间的消磨中,愈品愈有味,它绝不辣烈,让人立马狂态百出、精神喷张。作为梅山神转世的“大斧头”就不具有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狂”和莫言笔下的“于占鳌”的“匪”。事实上,“石桥铺村”人碰到极端的事情令他们瞠目结舌时,就常用“辣子”来形容。这种迷而不醉就是对慢生活、“慢人生”永远地眷恋和回味。

  菊花最后回到了“石桥铺村”,此乃象征与隐喻。所谓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现代化、都市化君临天下中,做一个“有情”“有义”“有味”的人,就是人的自我拯救,是“魂兮,归来”。

  刘长华,湖南隆回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新诗,发表学术论文与评论文章近7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