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传的最新中国贫富标准线(年收入)：“超级大富豪5000万以上;大富豪1000万~5000万;富豪300万~1000万;高产者30万~100万;中产者15万~30万;低产者8万~15万;穷人3万~8万;很穷的人1万~3万;非常穷的人5000~1万。”

对于具备基本大学教育背景和劳动能力的人群来说，中产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实现的路径虽然日益艰难但又似乎可以心向往之，这样的心理预期支撑着他们奋斗，自我勉励、对抗生活。

    新白领标准：月薪2万元以上；至少有两居室；有至少15万元的代步车......在网络上，这样的段子通常会被疯狂传播。当然，转发的主体 一定属于所谓新标准中靠后的几种群体。在非常具象的阶层谱系中，他们得以对照自己的处境，并且能够清晰丈量出与前方目标的差距。

    对于具备基本大学教育背景和劳动能力的人群来说，中产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实现的路径虽然日益艰难但又似乎可以心向往之，这样的心理预期支撑着他们奋斗，自我勉励、对抗生活。

    其实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正在吞噬中下层人群的财富积累。因为不放心，所以宁可花高价买进口奶粉。图为：2月28日，深圳罗湖口岸，深圳水客从香港拖带大批奶粉过关，抢在奶粉限带令生效前囤购港产奶粉。

白富美

怕孩子落后于人，就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为了不out，即便气喘吁吁，也要紧跟消费的导向和潮流，保持对各类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每个人都被社会洪流裹挟前进。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教育的功利性变形和消费品与身份挂钩的价值取向扩大了社会的非理性，进入了一个用金钱才能买来安全感的时代，无谓的消耗就此形成。

中下阶层的生活成本因而变得更高，穷于应付。

    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税费的增加、水电费等公共服务的价格攀升，外部经济环境和虚耗的成本叠加，使中下层通过财富积累实现上升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曾根据近年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数据做出了分析。

    对比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节余有如下特征：第一，即使高收入阶层花费更多，他们依然可以有着比低收入阶层多得多的节余；

第二，高收入阶层节余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

第三，如果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巨大的话，其节余的差异更令人吃惊。

    以2005年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拥有了当年所有城市家庭节余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仅仅拥有不到10%的当年节余。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说，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更为隐晦与深远。

    这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机会、制造社会隔离，而且更重要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