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福
王国安1977到2017，四十年，足够一颗树长得枝繁叶茂，足够一个孩子长大立业成家，也足够“高考”从稚嫩陌生一路成长为大多数中国学生熟悉的模样。
四十年间，高考经历了多次变革，每次都试图在成绩与个人素质之间达到相对平衡。
尽管社会上对高考的走向有着诸多争议，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求学途径可供选择，然而，对于1977年踏入考场的学生们而言，高考承载了他们全部的希望，是他们走出困顿的唯一途径。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们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他们当年的家庭情况各异，之后专业背景、性格、经历也大不相同，但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是同一场高考。
在1977年第一届参加高考的“大军”中，蒋先福就是其中一员，他的故事承载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高考恢复 蒋先福毅然赴考
5月25日，在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办公室，弄清楚我们的来意后，蒋先福一脸的笑容， “你们又勾起我对那段岁月的回忆。”
蒋先福，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是1977年第一届参加高考的学子，当时他考试成绩优异，顺利考上大学，成为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蒋先福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山与树是他21岁时就领略过的风光。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这片风景迎来送往了无数学子，也见证了他们命运的改变。“把我挑选出来，我觉得还是名至实归，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是比较公平的。”
由于那个特殊时期，成绩优异的蒋先福无缘大学，身处底层的他几乎没有上升的渠道，高中毕业后，他回乡当了五年农民。
回到农村后，他接收外界讯息的渠道只有听广播、看报纸。在当时的农村，拥有高中学历的人凤毛麟角，他也因此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干部。
面对那时的求学之路，蒋先福感到绝望，他根本没有想过会恢复高考，更无法预想自己会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那个时候报纸上都在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想去试一试。”蒋先福在得知恢复高考之后立刻决定参考，五年的农民生活让他感到麻木。他在此之前从未听到过任何风声，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直到正式参加考试，中间不过短短月余时间，但他还是毅然报了名。
公布成绩 决定命运的一张“榜”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重新恢复高考的消息，并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学子们欢声雀跃，积极参考。
从8月决定到12月考试，这是恢复高考后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高考的长期中断积压了许多考生，这使1977年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据了解，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率4.7%，其中湖南省的参考人数达到了63万。
蒋先福的高中生涯恰好赶上一个特殊时期，开会和劳动成了高中学校要紧的两门“课程”。手头连课本都没有的他，通过老师向别人借来了历史、地理书，在没有辅导班、辅导资料的情况下，复习了很短的时间就上场考试了。
“就我本人来说，我有些科目还是比较有自信的，据说，我考试的作文算写得好的，我的历史地理在全地区算是考的比较高的。”唯一让他感到棘手的是数学，他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总分，却清晰地记得自己的高考数学只有9分，“那是辅导员告诉我的，他也没告诉我总分，他就是说我数学考得不好，才考了9分。”
“当时成绩就是张榜公布。”蒋先福还记得当时公布成绩的方式——在没有手机、电脑的年代，高考成绩公布采用了最原始的方式，延续了“榜上有名”的传统典故。
然而，蒋先福却没能亲眼看到这张扭转了他命运的“榜”，因为他所在的农村离县城有几十公里，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无从得知榜单公布的消息。
直到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才知道自己是公社唯一一个考上了大学的人。“拿到录取通知书，就有一种预感，自己这次是鲤鱼跳龙门了。”
人才辈出 家里出了三个博士七个硕士
王国安，浙江工商大学的教授，主授国际贸易与商务英语等课程。
如今生活在西子湖畔的他，人生转变的起点也是这座茂盛的岳麓山，他曾走访过许多国家，对经济学颇有研究，是众人眼中的精英知识分子。
然而，假如时光倒退回四十年前，那时的王国安还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做农民、修水库、当兽医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直到1975年当上了民办英语老师，他才算重新回到了学校。
王国安尤其擅长文科，他的记忆力极佳，英文单词读几遍就能背。当年，他没有找到资料，也没有上过高考补习班，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匆上了考场，“当时的英语教师培训班，两个班八十几个人，我考了第一名，有人说王国安没考取的话，其他人考不取，结果一考就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教师的知识水平也有限，乡村的英语老师很少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学习，王国安是大学班上少数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
老师教他们用土话标记英文单词，启蒙时期发音训练的缺失，导致了王国安的英语口音至今仍受到方言的影响。
伍东红与王国安在同一个公社，他们家庭背景相似，整个公社只有他们两个考上了大学。
伍东红的表弟彭洪松清楚地记得，“我表哥参加高考时，那种意气风发的模样，就好像是要赴‘战场’，信心十足，结果真的过不久就传来了喜讯。他当时是背着一个简陋的黄书包，背着我爸爸给他的一些复习资料和草稿纸，一步作三步地跳着走的，那个场景就像被定格一样，记忆犹新。”
若干年之后，彭洪松踏上了与表哥相同的道路，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考上大学给父母、给家族带来的那种阳光灿烂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当年的王家而言，王国安的光荣不仅仅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么简单，它更是一种指向，给这个家族的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和实际意义上的未来。
“我是家里的老三，我下面的弟妹，全部都上学了、出国了，都离开老家了，大部分都享受了高等教育，我们有三个博士，七个硕士。”从农民到博士、硕士，王国安的整个家族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北京、上海，到美国、日本，王家后辈们的足迹从湖南娄底的一个小小县城延伸到了世界各地，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就是1977年后恢复的久违的高考。
手记
一幅图景 已跨越四十年
从一个最底层的放牛娃，到高校教授，王国安形容是从“地狱到天堂”。他实现了阶层跨越，总有人认为，这样的跨越在如今越来越难，其实对于“王国安们”而言，这又谈何容易呢？在食不果腹、无路可走的境况下，高考是他们唯一的通道，多少人折戟在此。
从知识的角度讲，当年的大学生未必优于如今的大学生，甚至是略显贫乏的，但是他们吃苦耐劳，对知识的渴求却远胜如今。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把个人的命运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即便已经花甲之年，鬓角发白，仍然能在他们身上看见年轻时的影子。
当年恢复高考时的激动、兴奋，对人内心的冲击，如今我们已很难想象和理解。恢复高考在如今看来不过是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一步，但对于当时而言，却意味着社会从此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它把社会从不正常拉回正常，给年轻人开放、公平的舞台。
在这件事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现在，我们才能渐渐看清当年它的意义以及带来的改变。也许高考再也不能让我们轻松改变命运，也许高考不能再让我们获得所有人的羡慕，但它仍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高考形式下所蕴含的知识、奋斗、公平等价值观仍需倡导。
只有离我们远去的事物才被叫做历史。也许在1977年，岳麓山上的树一样的巍峨挺拔，爱晚亭的枫叶红了又落，考生们在考场上安静地奋笔疾书，满怀着不安与憧憬，四十年过去了，这幅图景从未改变，这才是高考本来的样子。（张宇 童姝贝 冯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