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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才能用器官 红会"挟器官逼捐"是饮鸩止渴

来源:华声在线2013年7月9日16:18【评论0条】字号:T|T

  [华声在线导读]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7月8日《新京报》)

  [新闻解读]

  分析

  红会和医院怎么谈上了“器官生意”?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捐献器官既是一种稀缺资源,更是有待宣传和发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红会和医院怎么谈上了“器官生意”?值得提醒的是,捐献器官成了稀缺资源,并非供体和受体数量上的悬殊,而是来自传统观念的阻力。要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不完全是有关钱的事。捐献器官亟待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把社会个体对生命的珍惜,延伸到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以此用科学的态度,在自身生命无法持续时,以奉献的精神延续他人的生命,体现对生命真正的敬畏。这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价值观主要应该是在精神层面的。而在人们尚未普遍突破传统观念,进入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时,红会和医院就器官捐献和使用,发生了关于钱的纷争,无疑徒增了人们对捐献器官的疑惑和反感。

  很明显,地方红会觉得,医院在器官移植中赚了不少钱,应该拿出一部分交给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自己;而医院认为,你红会嘴上说“用于器官捐献者身后贫困家庭的救助”,但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对此,无论谁是谁非,都更像是一笔“器官生意”的交易纠纷。话说红会当前名声不济,但人们对医院的口碑也不是很好,这两家分别应该是慈善和救命的社会福利机构,在这次争议中,恰似一宗紧俏生意的供应商和零售商。在经济利益的斤斤计较下,全然忘记了这宗“生意”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责任。这有没有顾及器官捐献者身后亲属的感受?这让准备做出器官捐献承诺,或还在犹豫的人们情何以堪?

  一项在我国还有待于推广的人道主义事业,被习惯于雁过拨毛的红会,以及变得唯利是图的医院,演变成一门紧俏的生意。而人们在他们的“内讧”面前,看到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更在这种再次被权力寻租的慈善事业中,看到在不合理的管理体制下,社会道德底线的失守。看着红会和医院“钱来钱去”的争执,真的该“解剖”一下他们身上的器官——良心。(知风)

  质疑

  地方红会“挟器官以逼捐”是饮鸩止渴

  逼捐一事,鲜有人会去留下点“书面合同”。它多半是一种口头约定,从而给逼捐者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加上国人传统观念里,捐款具有道义上的崇高性。逼捐,更是某种程度上的“劫富济贫”。所以这帮人才敢一手拿着捐赠者的器官资源,一手要求移植医院认捐。

  但问题是这种逼来的捐款又有多少用到了实处?人们无从得知。关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卷入红会逼捐门的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作出回应称,“对捐款的医院红会会定期为其列一个表格”,不过,捐款单位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姚林却称没有看到这样的账单。事实上,一份捐款使用账单里面囊括了所有的开支明细。它是捐受双方彼此信任的基石,如果这一点都陷入进“罗生门”般的漩涡,这带有程序瑕疵的逼捐更难以结出善果。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污染的是“正义的水源”,一次带有程序瑕疵的逼捐污染的是“公众的爱心”。地方红会“挟器官以逼捐”,短期内或可取得数额不菲的捐款,但这就好比饮鸩止渴,长此以往,红会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信誉或将面临一场破产危机。古语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红会要想与这“挟器官以逼捐”脱离干系,最好的法子就是退出器官资源管理者的角色,回归到器官捐赠信息登记者和联络受捐对象服务员的位置。这样一来,于人方便,于已也避免了公众不必要的猜疑,岂不双赢?(杨兴东)

  红会权力寻租折射器官监管缺失

  红会有权参与器官捐献的事宜,这让红会在掌握器官捐献信息的资源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红会能够借掌握的捐献者信息提出让医院捐款的要求,其一是掌握了权力,其二是权力缺乏监管。为了避免权钱交易获取器官,卫生部委托研究人员设计了一款计算机自动分配器官系统,此系统将权力和金钱的影响排除在外,堵塞了权力寻租的渠道,可是由于没有被强制使用,器官资源得以在系统外流动,给钱权获得器官滋生了土壤,这无疑是监管的缺失。

  监管的缺失,才让权钱有了可乘之机,交织在器官分配的各方之间,导致权力寻租,如若不对权力加强监管,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然而,在器官分配的过程中,就算知道了漏洞也未必去完善,根源在于器官资源是一项及其稀缺的资源。所谓物以稀为贵,这里面蕴含了太大的经济利益,正因为有利可图,众多权力的掌控者便趋之若鹜,带来了更大群体的利益交织,极有可能对制度漏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权力缺乏监管,必然导致权力寻租,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道理。可是对于器官资源来说,每一个器官背后都可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政府必须从人性、人本的角度出发,对器官资源地分配加强监管,积极向社会公开,在阳关下进行操作,不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才能规范器官捐献和分配市场,为患者地救治提供健康的社会环境,挽救更多的生命。(蒋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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